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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的孤独生活他挺了过来，以此而感到骄傲。但他不知道，像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下来会意味着什么……
他认出自己要到的那一站，便下了车。从这里得沿着乏味的工厂区的一条没有树木、晒得发烫的宽阔大街步行三，500米左右。马路上不断有卡车和拖拉机来来往往，轰隆作响，而人行道顺着长长的砖墙延伸，然后跨过工厂的铁路轨道，接下来跨过一条煤渣路堤，经过一片挖了好多坑的空地，再次跨过铁轨，往前又是沿着墙边，最后终于见到几排单层木棚。这些棚子的正式名称是“临时民房”，可是它们已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了。现在，尽管不像一月份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一次来找监督处时那样，雨下个不停，泥泞不堪，但终究是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泄气的路程，也很难让人相信，这条街跟那些环形林荫路、粗壮的橡树、挺拔的白杨和堪称奇观的红杏花开竟在同一个城市里。
无论他怎样压抑自己的感情，说应该那样，那样才对，那样才好，事后仍然会更为猛烈地进发出来。
主宰全市所有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如此神秘地设立在郊区究竟用意何在？瞧，反正它就在此地，在这些棚屋、泥泞的通道、玻璃打破后用胶合板钉死的窗户和到处都挂满了晾晒的床单和衣衫中间。
奥列格想起了那位连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惜的面部表情，想起当时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此时，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了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独立不羁、成竹在胸的面孔。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们露出笑脸，即使对方向他微笑。他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第一间屋子半明不暗，空无所有：只有两条瘸腿的长凳和栏杆后面的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月两次的注册圣典想必就在这里进行。
此时，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而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处”的一扇门敞开着。奥列格走过去往里面张望了一下，严肃地问道：
“可以进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表示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进去了。在整个光亮的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表情严肃让人琢磨不透的蠢货，而是面相和善、甚至书生气十足的亚美尼亚人坐在那里。此人一点架子也不摆，穿的也不是制服，而是一套颇为讲究的便装，显得跟这棚屋不大协调。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此和蔼地打量着奥列格，仿佛自己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并且欢迎奥列格这位好主顾的到来。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奥列格不可能对亚美尼亚人抱有太大的好感：在那里，亚美尼亚人为数不多，但相互拖成一团，总是占据存物处、面包房之类的好差使，有些差使甚至可说是肥缺。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罪他们：这些个劳改营不是他们发明的，这西伯利亚不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道理要他们不互相庇护，不做交易，成天用十字稿去刨士？
看到办公桌旁这位对他满面笑迎的亚美尼亚人，奥列格想到的正是亚美尼亚人不打官腔、讲究实际的特点，心头马上感到一种温暖。
监督官尽管很胖，听到奥列格报出了姓名并说明是临时登记注册，却马上从座位上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在一只柜子里翻查卡片。与此同时，他似乎是竭力不使奥列格觉得乏味，因此口中一个劲儿地念叨：要么是毫无意义的感叹词，要么是按纪律来说严格禁止念出来的一些卡片上的姓名：
“吼…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卡里福吉季…慷斯坦丁尼季……好吧，请您坐一会儿……库拉耶夫……卡拉努利耶夫……
哎哟，一个角给弄破了……卡兹马戈马耶夫……科斯托格洛托夫！”接着，他又完全忽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格规定，没有询问，就主动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和父称：“是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吧？”
“是的。”
“欧……您是从1月23日开始在肿瘤医院里治病的……”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灵活的。富有人情味的眼睛望着奥列格：“怎么样？您觉得好些了吗？”
奥列格深受感动，他甚至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喉咙里有点硬住了。所需要的是多么少啊：只要让一些通情达理的人坐在这类可惜的桌子旁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奥列格的神经已松弛下来，很自然地回答：
“这怎么对您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了些。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坏了些……”（坏了些？真是忘思负义！还有什么能比躺在医院的地板上只求一死时的状态更坏呢？）“总的来说是好了些。”
“嗅，那就好！”监督官为他感到高兴。“您干吗不坐下？”
哪怕是摊派戏票也得花一些时间的！得在什么地方盖上印戳，填写日期，还得往一本厚厚的簿册里注上些什么，还得从另一本簿册里注销什么。这位亚美尼亚人当即欣然办理了上述种种手续，把奥列格先前交来的获准外出证明从卷宗里取了出来，一边将它递给奥列格，一边含有深意地望着他，并且压低了声音，以完全不是谈公事的口吻说：
“您……不必苦恼。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您指的是什么？奥列格十分惊异。
“这还用问？当然是指注册、流放、监督管制这类事情！”他无所顾忌地露出了笑容。（显而易见，他有另外一种比较愉快的工作可做。）
“什么？已经有了……指示吗？”奥列格急于了解底细。
“指示倒还没有下达，”监督官叹了口气，“不过已有那种苗头了。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一定会下达的！您要坚持住，把身体养养好，再回到人们中去。”
奥列格露出了苦笑：
‘堤啊，我已经被逐出了人间。”
“您有什么专长？”
“什么专长也没有。”
“结婚了吗？”
“没有。
“这倒也好！”监督官深信不疑地说。“在流放地结婚的，后来往往要离婚，这有一系列的麻烦事。而您恢复自由以后，回到家乡去，也就可以娶个媳妇儿！”
娶媳妇儿……
“但愿如此，谢谢您，”奥列格站了起来。
监督官深表同情地向他点头作别，但毕竟没有伸出手去。
奥列格走过两间屋子时，一直在想：为什么来了这样一位监督官？他是生来如此，还是风气所致？他是固定在这里，还是临时的？还是如今特地要派这样的人来任职？弄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显然不宜回去。
奥列格又沿着工厂区的这条长街经过棚屋、铁轨、煤渣路堤急匆匆地走，脚步比较轻松，也比较平稳，很快就热得把军大衣脱了下来，监督官给他灌输的那一桶喜悦也渐渐地顺着血管流遍全身。这一切，他只是逐步领会到的。
奥列格之所以是逐步领会到的，是因为坐在那些办公桌旁的人早已失去了他的信任。战后初期，一些有大尉、少校头衔的官员特意散布谎言，说什么即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这事他怎能不记得呢？当时大家是多么相信他们！“是大尉亲自对我说的广其实，他们是奉命给情绪绝望的囚徒打气，让他们坚持服苦役！让他们完成定额！让他们至少有活下去的一个奔头！
然而，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果还可以对此作一些猜测的话，那么，就其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不可能摸到很深的底情。再说，奥列格自己根据报纸上的一些简短的消息，岂不也悟出了这一点？
我的天哪，要知道是时候到了！早该这样做了，难道不是吗！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
奥列格又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没有死。不久他就可以买张火车票去列宁格勒了。去到列宁格勒！……莫非当真可以走到伊萨基大教堂那儿摸摸它的圆柱？……
伊萨基的圆柱——那算什么！眼下的事情是，同薇加的一切都变了！简直令人头晕目眩！现在，如果真的…伽果确实……
要知道，这已不再是幻想！他可以在这里住下，跟她住在一起！
跟薇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只要想到这里，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要是马上到她那里去，把这一切告诉她，她会多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告诉她呢？为什么不去呢？倘若不告诉她，世上还有什么人更值得告诉呢？还有谁会更关心他的自由？
而他就在电车站上。此刻就得作出选择：去火车站呢，还是去滚加那里？而且，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她又会走开。太阳已经不那么高了。
他又激动了起来。心又要他飞向薇加！在去监督处的路上想到的那些理由已统统不见了。
他为什么要像做错了事身上有污点似的，回避薇加呢？她给他治病的时候，岂不也想过什么？
当他提出异议，要求停止这种疗法的时候，她不是保持过沉默并退出镜头吗？
为什么不去呢？难道他们的关系不能进一步发展？为什么不能站得高些？难道他们不是人吗？就颔加来说，至少她有这个权利！
他已经在往车上挤了。站上聚集了那么多人，全都往这路车上涌！大家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而奥列格一只手上是军大衣，另一只手上是行李袋，没法抓住扶手。他被挤得团团转，先是被推上了踏板，然后被挤进了车厢。
从各个方向都在拼命挤他，他发现自己处在两个姑娘背后。她们的模样像大学生，一个皮肤白皙，一个黝黑。她们同奥列格靠得那么近，大概会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两手分别被夹得牢牢的，不仅无法掏钱给火气很大的女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