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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跑到癌症楼,脱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楼上的时候,已是8点10分了。如果是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娅就不会有好脸子瞧;如果是玛丽娅交班,那也会对她板着个脸说些难听的话,仿佛她不是迟到了10分钟,而是耽误了半班的时间。然而幸运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图尔贡,此人一向待人宽厚,尤其是对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她没有使他得逞,两个人都笑了,结果反倒是卓娅把图尔贡从楼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图尔贡虽说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经地约束自己。
图尔贡留给卓娅的是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交特的特别任务。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刚输过血的病人,不过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属未经值班医生批准不准闯进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来不及做的、份内的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分一部分给星期日值白天班的护士做。
今天,这项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叠病历卡。卓娅嘟圆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弹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张,还有没有剩余时间用来绣花儿,这时她感到身旁有个高大的人影。卓娅并未觉得奇怪,扭过头去便看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样表明他有一段强盗般的历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绅士的派头说道。
“早上好,”她摇了摇头,仿佛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抑或怀疑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
“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惊讶地问(她的这一着,向来都会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记得啦?我还为这一请求占卜过呢。”
“您从我这里借走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您。谢谢。”
“都看明白了吗?”
“我觉得,该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您有害?”卓娅问,这次并非戏言。“我后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于否定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这本书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给我的书简直太好了。不过……”他望着她的脖颈,“请您把白长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
“干什么??”卓娅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在她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没觉得热!”
“恰恰相反,您已经热得满脸通红了。”
“这倒是真的,”她温和地笑了,自己的确想敞开长衫衣领,因为刚才跑到很急,又跟图尔贡爆闹了一阵,还没喘过气来。于是她把长衫的领子解开了。
灰金色的连衫裙金光炯烟……
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了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
“真漂亮。谢谢。待会儿多露出些给我看看行吗?”
“那要看您占的什么卦。”
“我一定告诉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吗?我们今天岂不一直要呆在一起?”
卓娅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像个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是因为我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针头去扎活人,我可帮不了忙。”
‘要是做些医务统计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划划线行吗?”
“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么您吃过早饭以后来吧,”卓娅向他嫣然一笑,作为预先酬谢他的帮助。
已经在往各个病房送早饭了。
还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时候,被夜间一席谈话激起好奇心的卓娅,就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记卡。
原来他叫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过本名多少冲淡了这种印象)。他生于1920年,已满34周岁了;尽管很难想像,但的确还没有结婚,也的确住在一个叫作什么乌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病人亲属的地址,在肿瘤医院也必须登记)。他的专业是地形测绘,而现在却是土地测量员。
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来历,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给他肌肉注射两毫升人造雌酚。
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
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
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
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她。
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为一类的不同年龄者各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剂量的不同而加以分类。而每一类又得分为5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对于这5种结果,卓娅的帮手特别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这里总是让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们死在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奥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奥列格”,作为对工作的奖励。他注意到这一点,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显看到一个病人已无法挽救,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让他占着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着队等候床位住院。再说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么不治之症?”
“就是无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会对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主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洞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
“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让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医生当着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证明上写tumor ocrs(心脏肿瘤),对他本人没做过任何解释,什么话也没说。因此,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此时他坐在那里,不是有疤痕的一侧对着卓娅,所以他的脸看上去一点也不带凶相。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里他们继续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饭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诚然,米塔还留下另一项工作:把化验结果按在病人的体温单上,以便减少病历的篇页,也便于往上面粘贴。可是仅仅一个星期日就干这么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娅说道:
“好啦,多谢您,多谢,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
“别再这样!请您还像刚才那样叫我奥列格!”
“您午饭以后得休息休息……”
“我从来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号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楼来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娅爽爽快快地让了步。“这一次我要在客厅里接待您。”
她随即向医生会议室那里把头一摆。
不过午饭后她又给病人发药,那间大的女病房里还有一些急于处理的事情。这里,她的周围充斥着疾患和病痛,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卓娅深感到自己从头到脚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干净和健全。她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意识到自己的一对乳房既匀称又富有弹性;在病床旁边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她感觉到它们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时候,它们又是怎样的颤动。
事情终于少些了。卓娅吩咐女护理员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进入病房,有什么事情就叫她。她把绣花活儿带走,奥列格也就跟在她后面进了医生会议室。
这是尽头里的一个明亮的房间,有3个窗户。房间的陈设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表明会计和院长都明显插过手:里面的两张沙发并不是随便安放着,而是完全正规地摆在那里,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发僵,靠背上的镜子只有长颈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