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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打算。（他没直接这样说过，但根据他的行为，他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会有这种打算的。）
惟有一点鲁萨诺夫放心不下，他反复要求在这件事的案卷里哪儿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也不要进行对质。审讯员对他保证，说根据法律不要求鲁萨诺夫露面，也不一定要当面对质，只要被告人自己承认就行了。甚至鲁萨诺夫的检举信原件也可以不订入此案的卷宗，因此，被告承认触犯第206条罪行而签字的时候，是决不会碰到他这位邻居的名字的。
要不是由于厂党委书记古宗，事情本来会全都顺利地过去。古宗接到保安部门的密令，说罗季切夫是人民公敌，必须把他开除出基层党组织。但古宗坚决反对，并开始叫嚷，说罗季切夫这个小伙子是自己人，要开除他就得把详细材料拿给他看。他拿自己的脑袋给罗季切夫打保票，结果两天后的夜里，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作为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成员，罗季切夫也好，古宗也罢，都被顺利地开除出党。
然而，现在使鲁萨诺夫如坐针毡的事情是，保安部门在向古宗施加压力的两天内，最终不得不告诉他，材料是鲁萨诺夫提供的。这就是说，只要古宗在那边见到罗季切夫（既然他们是由于同一个案件而去到了那里，那么最终他们可能会见面的），就必定会告诉他。这就是鲁萨诺夫现在如此害怕罗季切夫这次预兆不祥的归来的原因，他担心这种根本无法想像的死人的复活。
当然，罗季功夫的妻子也是有可能猜得到的，不过她还活着吗？卡色当初的设想是这样的：等罗季切夫一被捕，马上就叫卡季卡·罗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拿下来，阳台也就全都是自己的了。（现在看来会觉得可笑，连煤气也没有的住宅里，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竟然会起那么大的作用。而且，孩子照样会长大。哪间房子的过户手续已经全都办好了，有关方面已派人来让卡季卡搬迁，但她打出这样一块牌子——宣称自己是个孕妇。他们坚持要证明，她也把证明拿来了。而按照法律，不能逼迫孕妇搬迁。只是到了第二年冬天将临时她才搬了出去。在她怀孕和生产期间，甚至直到产假期满，这漫长的月份里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与她隔壁相处。不消说，在厨房里卡芭不会让她说一个不字，而当时已满4周岁的阿娃也会跟着捉弄她，让人哭笑不得。
此时，鲁萨诺夫仰卧着，在可以听到各种呼吸声和鼾声的病房的晦暗中（惟有护士的台灯从穿堂间透过毛玻璃门映进来一点微光），试图以毫无睡意的清醒头脑去分析一下，为什么罗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会使他如此坐卧不宁？如果其他经他插手而被定罪的人里面有的回来了，是不是也会使他感到害怕？比如说，那个曾当着工人的面骂帕维尔是傻瓜蛋的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个工程师（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希望资本主义复辟）；比如说，那个罪在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保护人——讲话的女速记员（在首长的讲话中，那些话根本不是那么说的）；比如说，那个性格倔强的会计（他偏偏还是神甫的儿子，所以一下子就叫他服服贴贴了）；再比如说，叶利恰斯基夫妇；是啊，这样的人还少吗？……
要知道，这些人当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谁也不怕，他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公开地帮助当局确定他们的罪状，甚至两次出面对质，当场提高了嗓门进行揭发。是的，那时思想上的不可调和丝毫用不着觉得有什么不光彩的！在那个形势大好的诚实时期，在1937年、1938年，社会气氛明显得到纯洁，呼吸变得那么舒畅！所有的撒谎者、诽谤者、过分勇于自我批评或过分卖弄理论玄虚的臭知识分子——统统不知去向和销声匿迹了，而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的人们，包括鲁萨诺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扬威。
可是现在不同了，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混乱的、不健康的时代，自己从前的那些立场坚定的进步表现难道成了可耻的事情？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简直是荒唐。的确，回顾自己的一生，鲁萨诺夫不能指责自已胆小怕事。有什么事情使他害怕过！也许他算不上是一个什么特别勇敢的人，但也找不出他表现过怯懦的事例。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战场上会害怕，因为作为一名宝贵的、经验丰富的干部，根本没要他上过前线。不应断言他在敌机轰炸下或房屋起火时会惊慌失措，他倒是在敌机轰炸之前就离开了K市的，而房屋起火他也从未遇到过。同样，他从来不怕司法机关和法律，因为他从不犯法，而司法机关一向是保护和支持他的。他也不怕舆论谴责，因为舆论也总是为他辩护。州报上也不可能出现揭露性的文章抨击鲁萨诺夫，因为亚历山大·米哈雷奇或尼尔·普罗科菲伊奇肯定会不让它出笼。而中央一级的报纸不可能过问下面鲁萨诺夫的事情。因此，对于报界他也从来没感到害怕过。
就连乘船横渡黑海的时候，他也丝毫没对海水之深感到害怕。至于他怕不怕登高，这很难说，因为他不是那么没有头脑，会冒险去爬山或攀登悬崖峭壁，而就工作性质来说也用不着他去架桥。
在将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鲁萨诺夫的工作属于管理人事档案一类。这一职务在不同的机关里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是一码事。只有无知的粗鲁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这是多么精细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个人都填过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当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这条线永远从那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中心。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让这些线都能为世人所见，那么整个天空就会被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像富有弹性的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便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沿街飘飞。它们是看不见旅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档案，如同绝对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对每一个活人，档案里总能写点什么反面的或可疑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会做过什么错事或隐瞒了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对牵动这些线的人，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人，自然会产生敬意。这些人便有了权威。
不妨再打一个音乐方面的比喻，鲁萨诺夫凭着他的特殊地位仿佛拥有一架木琴的全副键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敲击键板上的任何一只键。虽然所有的键都是木头做的，但发出的声音却各不相同。
有些键板，在操作的时候，特别讲究谨慎、细腻的方法。例如，倘若要暗示某一位同志，本人已对他有所不满，或者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让他有所收敛，鲁萨诺夫就善于采用各种特殊的方式打招呼。当那人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不用说，是对方先打招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以严肃地还礼，但勿须微笑；也可以把眉头一皱（这是他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稍稍迟疑一下，仿佛是在考虑，应不应该同这个人打招呼，值不值得，而只是在这之后才给予相应的还礼（这里也有文章：是把头全转过去，还是半转过去，或是根本不转）。这一短暂的停顿永远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受到这种稍微迟疑或态度有点冷淡的答礼的工作人员，脑子里就会开始认真检查自己可能犯了什么错误。可见，这一短暂的停顿在工作人员心中播下了疑惑的种子，这也许是挽救了他，阻止他失足，因为他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得悉这种情况似乎为时已晚。
比较厉害的方法是，在遇见某人时（或者打电话给他，甚或特地把他叫来）对他说：“请您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去一趟。”“现在可不可以？”对方必定会这样问，因为他想尽快弄清楚，为了什么事情找他，尽快结束他们的谈话。“不，现在不行，”鲁萨诺夫会温和地说，但语气又很严肃。他不说他有别的事情或要去开会，不，他决不明确说明原因，以便让对方宽心（妙就妙在这里），他会把“现在不行”这句话说得如此意味深长，让它能包含许多重要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含义都是吉兆，“谈什么问题呢？”对方会这样问，也许他是斗了斗胆子，至少说是没有经验。“明天您就会知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用悦耳的声调绕过这个不知趣的问题，避而不答。可是，到明天10点钟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啊！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个工作人员还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里的人交谈，说不定还要去看电影或到学校开家长会，然后是睡觉（有的能睡着，而有的睡不着），再往后便是第二天早晨，这时，早饭吃不下，因为这个问题老是有如针扎、鼠啃似地刺激着他：“他找我去谈什么事呢？”在这好多个小时之内，那个工作人员会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后悔，会在好多事情上开始担心，暗自发誓再也不在会上跟领导过不去。而等到他按时去到那里，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只不过是要核对一下出生的年月或文凭号码。
如同木琴的键板，不同的奏法可以按木键的音阶使声音逐渐升高，直到发出最尖、最刺耳的声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这是全企业的经理，当地的‘当家人’），请您在几号以前把这份表格填一下。”这时便会有一份表格递给那位工作人员，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鲁萨诺夫柜子里的一切表格中最详细。最令人不快的一种，例如，接触秘密文件之前所要填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