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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轿车，要么就是给当官的家里分送面粉和奶油。还有，小小的零售店负责人奥列姆巴耶夫的“批发’买卖：在他的小小食品店里总是空空如也，然而房顶上——卖掉的商品的空箱子却堆积如山；他因超额完成销售计划而获得奖金，平时经常在店门口打瞌睡。卖东西他懒得零称零卖，懒得分散包装。对所有的权势人物都供应足了以后，他就去选他认为有资格的对象，悄悄地对对方说：“拿一箱通心粉去，要就是一箱”，“搬一袋白糖去，要就是一袋”。就这样，整袋或整箱的食品从仓库直接搬进住宅里去，可都作为奥列姆巴耶夫的零售营业额。还有，区委第三书记一心想以校外学员的身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可是任何一门数学他都一窍不通，于是夜里他偷偷地去向一个流放教师请教，送给他一张羊羔皮。
这一切只不过引起他微微一笑罢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狠改营（劳改营）之后所见。不消说，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这里的什么事情不像笑话？什么事情不使你觉得像休息？
要知道，这可称得上是一种享受啊——傍晚的时候，穿上白衬衫（惟一的一件，领口已经磨破了，至于穿什么样的裤子和皮鞋，那就别问了），沿着村里的那条大街走一走。在俱乐部门前的芦席棚下可以看到海报：“缴获的新故事片……”，还可以看到那个傻帽儿瓦夏在招徐所有的人进去看电影。你可以花两个卢布买一张最便宜的票——第一排，跟孩子们坐在一起。个月去过一次痛——花两个半卢布到茶馆里去挤在车臣族司机们中间喝一杯啤酒。
这种带着笑声和经常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对待流放生活的态度，奥列格多半是从卡德明夫妇——妇科医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学来的。在流放中卡德明夫妇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这样说：
“真是太好了！这比过去好了多少啊！我们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可真是走运啊！”
他们要是弄到了一只白面包，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今天俱乐部上映一部好电影——高兴得不得了！书店里有两卷本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高兴得不得了！来了专家镶牙——高兴得不得了！又派来了一位妇科医师，也是流放者——他们同样会觉得非常好！让她专着妇科病，悄悄管打胎的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管一般内科病，钱虽然少些，但却比较安稳。遇到瑞瑰色、粉红色、火红色、猩红色乃至血红色的草原夕照，那简直是一种享受！身躯细长、头发花白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会挽着臂粗腰圆、不无病态地愈益发胖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步履稳重地走到村边的几所房子外面去欣赏这夕阳余辉的晚景。
但生活作为种种乐趣所点缀起来的火树银花，是从他们为自己买下一座带宅旁园地的低矮土房子那一天开始的。他们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是他们终其天年的最后归宿。（他们已经约好，死一起死：一个归西，另一个随之而去，否则留下来还有什么活头？）他们没有任何家具，便请霍姆拉托维奇老头（也是个流放者）给他们在屋角里用土坯砌了个平台。这就成为一张双人床——多宽敞！多方便！这可真叫人高兴！缝了一只大口袋，里边塞满了麦秆——这就是床垫。还请霍姆拉托维奇做一张桌子，而且一定做成圆的。霍姆拉托维奇有点纳闷：活在世上60多年了，可从未见过圆桌。干吗要做圆的呢？“这就请您别管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搓着他那妇科医师白净而灵巧的手说。“反正一定要圆的广下一件操心的事儿是没法弄到一盏玻璃的，而不是铁皮的高脚煤油灯，要灯芯一英寸宽的那种，而不要零点七的，此外，要有备用的玻璃罩子。在乌什一捷列克没有这样的灯卖，他们是托好心人从老远的地方逐渐带来的。于是，他们的圆桌上也就放上了这样一盏灯，而且还加上了一只自制的灯伞。1954年，当大都市里人们竞相购置落地灯柱的时候，当世界上连氢弹都有了的时候，在这乌什一捷列克，自制圆桌上的这盏灯竟把简陋的土屋变成了18世纪的豪华客厅了！多么阔气啊！他们3人围桌而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激动地说：
“啊，奥列格，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好哇！您知道，如果童年不算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广
她说得对！因为人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观。这两点永远由我们自己作主，而这就是说，人只要自己愿意，随时可得到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他。
战前他们同卡德明的母亲住在莫斯科郊区。婆婆的性格如此不能客人，老是吹毛求疵，而儿子对母亲又是百依百顺，以至当时已届中年油食其力、也不是第一次结婚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经常感到心情压抑。现在她把那些年头叫做自己的“中世纪”。正需要发生一场灾难性的不幸，好让清新的空气涌进他们的家庭。
不幸也的确降临到了头上，那是她婆婆本人牵的线：战争的头一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前来要求暂避。婆婆对家里人十分苛刻，但又恰守基督教的普遍信条，她收留了那个逃兵，甚至没跟儿子、媳妇商量一下。逃兵在她家里住了两夜就离去了，后来在别的地方被逮住，审讯时他交待出留他住宿的人家。婆婆当时已年近八旬，当局没有碰她，但认为应当把她50岁的儿子和40岁的媳妇抓起来。提审时间及，拥逃兵是不是他们的亲戚；如果是的话，后果的严重性就会大大减轻，因为这不过是河私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情有可原。但逃兵同他们非亲非故，只是路过罢了，结果卡德明夫妇不是作为逃兵的窝藏者，而是作为有意识破坏红军战斗力的祖国公敌各判10年徒刑。战争结束了，那个逃兵已在1945年斯大林大赦中获释（历史学家将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逃兵最先得到宽恕，而没有任何限制）。他已经忘了当初在哪户人家借宿过，连累了什么人。而卡德明夫妇跟那次大赦却沾不到边儿，因为他们不是逃兵，而是敌人。他们眼满了10年徒刑，可还是不放他们回家，因为他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一个集团，一个组织——丈夫和妻子！所以必须永久流放。卡德明夫妇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事先就提出申请，希望至少能把他们流放到同一个地方。当时，似乎谁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这一请求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丈夫还是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南方，妻子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也许是有意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
不，这倒不是为了惩罚他们，不是故意刁难，只不过内务部机构里没有分管照顾夫妇关系的专职人员，所以他们也就分开了。年近半百、手脚浮肿的妻子被放逐到原始森林，那里除了在劳改营时已经熟悉的伐木外，没有别的活可干。（但直到现在她回忆起叶尼塞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时，也不免赞叹地说：那里的风景多美啊！）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停地往莫斯科写信求告，最后总算派来一名特别递解员把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带到乌什一捷列克这里来。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怎会不高兴！他们怎会不爱乌什一捷列克！怎会不爱自己的小泥屋！他们还会想过什么样的好日子？
永久流放就永久流放好了！在这永久流放的时间里是足以研究乌什一捷列克的气候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挂出了一支温度计，安放了一只计算降水量的罐子，而风力则去向英娜·施特廖姆了解。英娜是10年制中学毕业生，在管国家气象站的一个点。气象站如果还观察到什么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也都—一记入精确统计的气象日志，令人叹服。
还是小时候他就从当交通工程师的父亲那儿养成困不住的工作习惯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不管柯罗连科是否有点迂夫子气，但他说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引用他的原话）：‘识要事情井井有条，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平静。”卡德明医生还有一句喜欢常说的口头掸：“事物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事物本身知道，而我们只要做到不妨碍它们就行了。
在冬天的晚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喜欢把这样一件事当作消遣：装订书籍。他喜欢把蓬乱、松散、扭曲的书整理得平整熨贴、赏心悦目。在乌什一捷列克，他甚至清人做了一台装订压书机和一把极其锋利的切纸刀。
付清了土房子钱以后，卡德明夫妇依然在各方面都很节约，衣服总是穿！日的，逐月省下来的一点钱好买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他们得先跟文化用品商店的库尔德族售货员说好为他们留一些电池，因为电池与收音机是分别到货，而且不是经常有。他们还必须克服所有流放者对收音机所怀有的恐惧心理：内务部的官员会怎么想？买收音机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收听BBC？恐惧心理克服了，电池也弄到了，收音机打开了，于是传出了音乐声，对囚犯的耳朵来说，这种声音只有天堂才有。但这是靠3截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发出来的，是普契尼、西贝柳斯、鲍尔特尼扬斯基③等人的作品，在卡德明的土屋里，每天都从节目中选出来收听。就这样，收音机充实了他们的世界，不仅没有什么需要取自外界，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匀给别人。
但春天一到，晚上就没有多少时间听收音机了，他得抓紧时间照看宅旁的园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把自己的这块园地安排得如此精细和富有生机，简直使老公爵包尔康斯基和他那荒山田庄上特聘的建筑师也相形见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年已花甲，但在医院里还十分活跃，一个人顶一个半人工作，无论哪天夜里随时都准备跑去接生。在村子里，他走路总是急急匆匆，健步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