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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尼娜——把用过的印花贴上去充新的,而钱向当事人照收。
“竟有这样的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干咳了一声,两手一拍。“有多少漏洞啊!有多少盗窃国家财产的漏洞!你简直一下子都想不出来!”
但是这事薇拉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而是悄悄地进行调查。他决心要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看两个人当中是谁在舞弊;为了避人耳目,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先是追求卡佳,尔后又向尼娜献殷勤。他带每一个都去看过电影,也到每一个家里去过:要是发现谁家的陈设富丽,有地毯,那她必定是盗窃犯。
“这个主意想得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两手一拍,笑了起来。“真聪明!表面上是逢场作戏,实际上是在干正事。好样的!”
可是薇拉发现,两个姑娘的生活都很清苦:一个跟父母住在一起,另一个带着妹妹过,家里都没有地毯,甚至好多东西都没有,按薇拉的观念那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缺的,他简直感到惊奇她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反复考虑,最后才把一切告诉了领导她们的法官,但当即要求不就此事依法起诉,而只是把她们开导开导算了。法官非常感激薇拉不公开处理此事的主张,因为张扬出去也有损于法官的威信。他俩一起先后把两个姑娘叫来分别训了几个小时。两个姑娘都承认了。总的来说,她们每人每月从中捞取百把卢布。
“应该立案,唉,应该立案!’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如此惋惜,仿佛是他自己考虑错了。诚然,使法官难堪也没有必要,就这方面来说,薇拉做得倒也策略。“至少她们应当全部退赔片
讲到最后薇拉的语调已变得没精打采。他自己也无法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当他去找法官建议不要把事情公开处理时,他知道也感觉到自己做得宽宏大度,心中对自己的决定也感到自豪。他想像那两个姑娘是怎样喜出望外,因为她们在被迫交待和承认之后,本来是准备接受处分的,不料竟得到宽恕。他跟法官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她们,指出她们的行为是多么可耻,多么卑劣,他在自己严厉声音的感染下,从自己23年的生活经历中对她们举出他所知道的一些诚实人的例子,他们有一切条件和机会盗窃,但是他们却没有那样做。薇拉用毫不留情的言辞鞭挞她们,心里知道这些激烈的话将会随着她们被宽大处理而淡化。两个姑娘获得宽恕后走了,但在这之后的好些日子,她们碰见薇拉时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不仅不走到跟前对他的高尚举动表示感谢,反而故作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这使他非常惊讶而又大惑不解!说她们不懂得自己幸免于什么样的命运吧,可也说不通,因为她们是在法院里工作,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他忍不住走到尼娜跟前,主动问她是否高兴。尼娜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现在非换工作不可。光靠那点工资我是没法生活的。”而长得比较讨人喜欢的卡佳呢,薇拉又一次请她去看电影,她回答说:“不,我只会光明正大地出去散步,不会鬼鬼祟祟地去看电影!”
他就带着这样一个疑团从出差的地方回来了,直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姑娘们的忘恩负义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知道生活是比较复杂的,不像头脑简单的、直爽的父亲所想的那样,但哪知事实上还要复杂得多。薇拉究竟该怎么办?不饶恕她们?还是什么也不说,装做没察觉这些被重复使用的印花?要是这样,他的全部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父亲没有再问,薇拉也宁愿不再说什么。
父亲根据这一又被笨拙的手化为乌有的事件,彻底得出了结论:一个人要是小时候没有主心骨,将来也不会有。很难生自己亲生儿子的气,而只是为他非常惋惜、懊恼罢了。
他们在外面似乎坐得太久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两腿有点儿冷,很想躺下。他让薇拉吻了吻他。放儿子走后,他向病房走去。
病房里大伙正谈得热闹。诚然,主要讲演者的嗓门没有声音:他就是先前经常到他们这里来的那位部长派头的哲学讲师,后来他的喉咙开了刀,日前刚从外科病房转到二楼放射科病房。
他喉咙前部最显著的地方插着一个金属的玩意儿,样子像少先队红领巾的卡头。这位讲师颇有教养,是一个能使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竭力不伤害他的自尊心,看到他喉头这个夹子怎样使他抽动也不动声色。这位哲学家,为了使大伙多少能听到他的声音,现在每次说话都把一个指头按在夹子上。他一向喜欢讲话,习惯于发议论,动了手术以后他也充分发挥失而复得的功能。
他站在病房中间的地方,用比耳语稍大一点的嘶哑声音在讲故事:一个过去的军需官把全套家具。雕像、花瓶、镜子都拖到自己家中,起初所有这些东西是从欧洲运来的,后来又从旧货店露了出来。结果怎么样呢?他承认了错误,把房子交给了儿童福利机构,只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没有判刑。”
“同志们!”鲁萨诺夫解释说。“既然他海过了,认识了,还把房子交给了儿童福利单位,何必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笑倒是可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慢慢吞吞地说,“不过,请问,这一切您从哲学上如何解释呢?”
讲师摊开了一只手臂,另一只手按在喉咙上:
“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为什么偏偏是资产阶级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嘟哝说。
“那还能是什么阶级的?”瓦季姆留神起来。今天他恰恰有看书的情绪,整个病房却偏偏不得安静。
苏联南方的休养胜地。科斯托格洛托夫从倒悬状态中抬起头来,脑袋挨到枕头上,以便使自己能看清瓦季姆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我看这是人类的贪心,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贪婪的人在资产阶级之前就有,在资产阶级之后还会有!”鲁萨诺夫尚未躺下。他居高临下地教训科斯托格洛托夫:“这类情况,如果好好挖掘一下,总是可以找到资产阶级的社会根源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摇了摇头,仿佛阵了一口:“什么社会根源不根源,全是胡说八道!”“怎么是胡说八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急忙按住腰部,仿佛那里被扎了一刀。如此放肆无礼的论调即使出自啃骨者之口也使他感到意外。“怎么是胡说八道呢?”瓦季姆困惑不解地扬起了两道黑眉。“这是明摆着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嘟哝着把身于又抬高了些,现在已经是半坐半靠了。“你们的头脑里塞满了这种货色。”“‘塞满货色’是什么意思?您对自己的话负不负责任?”鲁萨诺夫尖声叫道,一下子来劲了。“‘你们’指的是谁?”瓦季姆挺直了腰板,但书本还那么搁在他腿上。“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并不盲目接受任何信条。”“你们都包括谁?”科斯托格洛托夫呲牙咧嘴地问。一绺额发耷拉着。“我们!我们这一代。”“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所谓社会根源这种谬论?要知道,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种族主义。”“什——么?!”鲁萨诺夫几乎是吼叫了起来。“就是那么回事!”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以吼叫回敬他。
“大家听听!大家都听听!”鲁萨诺夫甚至身子歪了一下,他挥动着两手呼吁全病房的人到这边来。“我要求大家作证!我要求大家作证!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
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霍地把两腿从床上放下来,晃着两只胳膊肘对鲁萨诺夫做了一个极其下流的动作,还用写在围墙上的那种司空见惯的脏话骂了起来:
“……是说给你他妈的听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你们他妈的…习惯了这一套:只要谁的意见跟你们不一致,马上就是什么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这种强盗式的厚颜无耻、下流动作和谩骂的脏话使鲁萨诺夫受到极大的震动和侮辱,他气急败坏,力图把滑下来的眼镜戴好。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则朝着整个病房,甚至朝着走廊吼叫(以致连早妞也探头进来看看):
“你们干吗老是像巫医念咒似地念叨‘社会根源,社会根源’?你们知道20年代人们是怎么说吗?‘把您手Y的去黄伸出来瞻准!’而你们的手为什么那么苍白和肿胖?”
“我做过工,我干过活!”鲁萨诺夫喊道,但他看不清那个侮辱他的人,因为老是不能把眼镜架好。
“这我相信!’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厌恶的口吻瓮声瓮气地说。“我相信!您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甚至还亲自抬过一根木头呢,只是您站在中间罢了!而我可能属于商人的儿子,是第三等级,可是我一辈子都拼命地干活,瞧瞧我手上的老茧!难道我还是资产阶级?难道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是另一种红血球?是另一种白血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您的观点不是阶级观点,而是种族观点。您是种族主义者!”
受到侮辱和委屈的鲁萨诺夫尖声高叫;感到气愤的瓦季姆匆匆地说着什么,但没有站起来;哲学家带着责备的神态直摇那头发梳得十分精心的大脑袋,可他那微弱的声音谁还能听得见!
不过,这位哲学家紧凑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趁他换气的机会向他嘶哑地说:
“您可知道‘世代相传的无产者’这一说法?”
“哪怕他祖宗十代都是无产者,而他本人不干活,也算不上无产者广科斯托格洛托夫激愤了起来。“他是寄生虫,而不是无产者!他成天战战兢兢,一心想的是特种退休金,我听说过!”看到鲁萨诺夫瞠目结舌,奥列格更是步步紧逼他:“您爱的不是祖国,而是退休金!而且希望早日到手,45岁就退休!可我呢,在沃罗汉口城下负过伤,如今除了一双打补丁的靴子什么也没有,但我爱祖国!就说这两个月吧,尽管因病假拿不到一个子儿的工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