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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病人不应当了解全部情况！我一向这样认为，现在也是如此。等你们需要讨论的时候，我就离开这个房间。”
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于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了出去，试图找点事情做。她一会儿给放射科实验员当帮手，一会儿又帮助整理病历，要做的事情很多，然而今天她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不一会儿，里边又叫她了，于是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去，希望他们以令人高兴的消息迎接她，希望感技·汉加尔特会如释重负地拥抱她和祝贺她。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只是又按照指示转动身体，接受检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在对每一项这样的指示照办的同时，又不能不加以思考，不能不试图作出解释。
“根据你们的检查方法我就知道你们在我身上寻找什么！”她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她是这样理解的：他们怀疑她的肿瘤不是在胃本身上，也不在幽门，而是在责门那里，——这是最麻烦的部位，因为动起手术来需要部分打开胸腔。
“噶，柳多奇卡，”黑暗中响起了奥列先科夫浑厚的低音，“是您自己要求作早期诊断的，现在您又觉得我们的检查方法不对头！要是您愿意的话，咱们就等上3个月，那时我们很快就会把结果告诉您，您说好不好？”
“不必等啦，谢谢您提出的等3个月的建议！”
下班前，主要的爱克斯光大片子已冲洗了出来，她也不愿看。她失去了平时那种男子汉式的果断动作，软瘫在椅子上，处在一盏明亮的灯下，等着听奥列先科夫的总结发言——听他的发言、决定，而不是听诊断！
“好吧，是这么回事，尊敬的同行，您听着，”奥列先科夫善意地拖长了声调，“几位权威人士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而他的眼睛却从紧准着的眉毛下面注视着东佐娃惶惑不安的神情。他本以为，意志坚定的东佐娃会在这场考验中显示出更大的毅力。岂知她的软弱出乎意料，这就再一次证明奥列先科夫的见解是有道理的：现代人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武器去对付死亡。
‘那末谁的意见最为悲观？’东佐娃勉强微微一笑。
（她心里希望不是他！）
奥列先科夫两手一摊：
“持悲观的看法是您的女儿们！瞧，您是怎么培养她们的。而我对您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他的嘴角略略扭曲了一下，不过这是一种充满了善意的表情。
汉加尔特坐在那里，面色苍白，仿佛在等候决定她自己命运的结论。
“好吧，那就谢谢了，”东佐娃觉得稍微轻松了些。“而现在…该怎么办呢？”
有多少次啊，病人们在稍事喘息之后等着听她的结论，而这结论始终建立在理智、数据的基础之上，这是按逻辑推断出来。经过反复验证的结论。然而，这片刻的喘息实际上掩藏着多少恐惧啊！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柳多奇卡，”奥列先科夫声音浑厚地说，给人以安慰。“须知世界是不公平的。假如您不是自己人．毫无疑问，我们马上会把您连同可供参考的诊断意见书转给外科医生去处理，他们就会把您身上某个地方切开，顺便带走点什么。有那么一些蠢才，他们不从腹腔里带走什么纪念品是不肯罢休的。不过，切开以后，谁的意见正确倒也就清楚了。但您毕竟是自己人。在莫斯科，在爱克斯光放射学研究所里有我们的连带奇卡，还有谢廖沙。因此，我们才这样决定：您去那里一趟，怎么样？……嗯？让他们看看我们所提供的书面意见，他们自己再给您检查一下。这样也就可以集思广益。如果需要开刀，在那里开刀也比较好。总的来说，那里的一切条件都比较好，您说呢？”
（他说的是：“如果需要开刀”。这意思是不是也许不必开刀…还是相反，更糟些……连开刀也…用不着了……）
“这么说，”东佐娃明白了，“手术很复杂，你们不敢在这里做，对吗？”
“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奥列先科夫脸色沉了下来，一口否认。“请不要在我的话里寻找别的意思。我们无非是想为您…该该怎么说呢？…为您找找门路。如果您不相信，那就……”
“哎，”他向桌上一摆脑袋，“拿爱克斯光片自己看看好了。”
是啊，这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片子拿过来进行分析。
“不，不，”东佐娃坚持不去接触爱克斯光片。“我不想看。”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他们征求了院长的意见。东佐娃到共和国卫生部去了一趟。不知为什么那里一点也没有耽搁，马上就批准了，给她开了介绍信。这样一来，在她工作了20年的这个城市里，事实上已不再有什么事情拖住她了。
在向所有的人隐瞒自己的病痛时，东佐技明确知道：只要向一个人说穿，事情就会再也控制不住，一切就会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此牢固、如此持久的纽带，甚至不是在几天之内，而是在几小时之内就断裂了。作为医院里和家里的顶梁柱，她现在可是要被取代了。
我们是如此依恋大地，竟不能在大地上完全站稳…
现在还有什么好磨蹭的？就在那一个星期三，她跟即将代理放射科主任职务的汉加尔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后一次巡诊。
她们这次巡诊是从早晨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临近吃午饭的时候。尽管东佐娃很信得过该罗奇卡·汉加尔特，汉加尔特对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况也像东佐娃一样熟悉，但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开始从一张张病床旁边走的时候，尽管已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回来看他们，说不定永远也回不来了，但几天来她第一次头脑清醒，也变得坚强了些。她恢复了考虑问题的兴趣和能力。早晨，她本来打算尽快移交工作，尽快签署最后几份材料，然后就回家去收拾行装——这一设想不知怎的一下子都落空了。她已如此习惯于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亲自安排一切工作，因此今天她要给每一个病人至少作出一个月的预测：看病情将会怎样发展，治疗过程中需要采用哪些新的方法，会不会出现采取异常措施的可能等等，否则她是不会从那个病人的床前离开的。她几乎跟先前一样从这个病房巡诊到那个病房——这是她最近几天身处旋涡以来怀着轻松的心情所度过的最初几个小时。
她对自己的不幸已经习惯了。
然而，她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种被剥夺了医生权利的感觉，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而被取消了资格似的，所幸的是事情尚未向病人宣布。她给病人听诊，开药方，发指示，用想像中的先知那种眼神观察病人，其实她自己就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她再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生死了，因为再过几天她也将同样可怜巴巴、合乎乎地躺在病床上，很少注意自己的仪容，一心等着听资格更老而经验更丰富的专家说些什么，还会担心疼痛发作，说不定还会懊悔住进了那所医院，也有可能会怀疑对自己的治疗不那么对头。而且，还会像渴望崇高的幸福似地向往那种脱去病号衣裳晚上回自己家去的日常生活的权利。
这一切涌上了心头，毕竟有碍于她像平时那样有条不紊地思考问题。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忧心忡忡地接过这副担子，她实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的，她根本不愿意这样。
对薇加来说，“妈妈”这个称呼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薇加是3人当中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作出最悲观诊断的一个，她预料这位“妈妈”将不得不接受一次大伤元气的手术，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体力的东佐娃，可能禁不起这样的手术。今天，薇加同她并肩而行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而她自己还得在这些病床之间巡诊好多年，每天都会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那个把她培养成医生的人。
这时，她用一个指头把泪珠悄然抹去。
而今天，薇加恰恰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情况，尽量不要漏提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50条性命第一次以其全部重量压到了她的肩上，今后也就唯她是问了。
就这样，她们的巡诊在忧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持续了半天。她们先巡视女病房，随后把楼梯平台上和走廊里的病人—一看过。不用说，在西布加托夫床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她们在这个安静的按超人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只赢得几个月的拖延罢了，何况这几个月也无非是在光线暗淡、空气不好的穿堂角落里苟延残喘。能骨已支撑不住西布加托夫了，他全靠两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托住背脊，才能保持垂直的姿态；他惟一的活动就是到邻近的病房去坐一会，听听人家谈些什么；他呼吸的空气，都是从老远的一扇通风小窗里透过来的；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整个天空。
除了接受规定的治疗、听女护理员们吵嘴、哈医院里的病号饭以及玩多米诺骨牌外，他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内容，然而，哪怕就因为能过上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尽管背上还有愈合不起来的伤口，每次医生来巡诊时，他那痛苦不堪的眼睛还是闪烁着感激的目光。
这时东佐娃心想，如果抛弃自己通常的尺度，而采用西市加托夫的标准，那末，她还算得上一个幸福的人。
可是西布加托夫不知从哪儿得悉，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了。
他们默然相对，什么话也没说，犹如即将被胜利者的鞭子驱散到天南地北的两个已被打败、但仍然忠于誓约的盟友。
“你是知道的，沙拉夫，”东佐娃的眼睛仿佛在说，“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负了伤，自己也要倒下了。”
“这我知道，母亲，”拨按人的眼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