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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
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
“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须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再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
一如果仅仅是窝棚小，那倒问题不大户她说。“可麻烦的事情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了，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他吗？要知道，就连大人也会承受不了的！那简直会把孩子的肋骨也压断！要是隐瞒真相，让他同生活妥协呢？这样做对吗？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况且，能瞒得住吗？要知道，孩子自己会观察，能看出来。”
“把真相统统告诉他！”奥列格果断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大，而且做法无不成功。
她曲着两手的手指抵住头巾下的太阳穴，忧虑不安地望着奥列格。她的神经受到了触动！
“父亲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难啊！要知道，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的，可是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时而往这边偏，时而又往那边斜……”
奥列格默然不语。这种情况他过去也听说过，可不能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
“当成麻醉剂？”
“当成思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见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她。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傻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
“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
“…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
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
“…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奶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
尽管她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惧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喊，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
是的，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治疗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见。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宁格勒？”奥列格问。“1935年？”
“您认出来了？”
“你们是住在哪一条街？”
“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
“14岁。”
“您什么也不记得吗？”
“很少。
“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
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
“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
至于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奥列格叹了口气，弯着臂肘斜托脑袋，心情沮丧地望着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着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
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
“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
“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
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