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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式的眼光（2）
兴冲冲地大步奔向“现代化”，却一脚踩进了贫困、独裁和四分五裂的深渊。在“西化”的旗号后面，可能正有那早就应该灭亡的事物想要借机还魂；一旦习惯于依外来的词汇展开思想，你或许会连近在眼前的危难都看不清楚。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以遭受重重苦难，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一言难尽。但如果专就思想和精神来说，我就觉得，因为过分迷信“现代化”理论而对中国的现实发生错觉，以致在很多时候，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不能恰当地应对自己的真实境遇，正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正是在这里，鲁迅显出了他的独特的意义。还在青年时代，他的想法就常常和别人不一样，大家都热烈地鼓吹欧洲的科学精神，贬斥宗教意识，他却赞扬中国人崇拜自然的古老传统，更喊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激烈口号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26页。。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他一面撸袖研墨，撰小说，写随感，发出高亢的启蒙的呐喊；可在内心深处，他却又非常怀疑启蒙的效果，甚至怀疑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的理论预设。到20年代中期，他终于以散文诗集《野草》和一系列表现启蒙知识分子人生悲剧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伤逝》和《孤独者》，袒露出他久埋于心底的沮丧和悲哀。30年代初他兴奋地加入了左翼文艺的行列，甚至声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二心集〉序言》，《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3页。。可没过几年，他笔下就又开始出现“非左翼”的言论，什么“我要骗人”这是鲁迅写于1936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意思是他并不真的乐观，但因为“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所以装出乐观的样子来做事。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8页。，什么“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鲁迅《朋友》，《花边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32页。，还对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陈琼芝《为什么鲁迅没有加入共产党》，见《鲁迅研究百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62页。从20年代中期到“抗战”之前的十年间，似乎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黄金时期，是许许多多留洋学生投身“建国”大业的十年，是胡适和罗隆基那样的知识分子相信国家正在步入正轨的十年，也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创建“苏维埃”，以为“革命高潮”正在临近的十年。可是，这些在不同层面流行的意识却没有一个能够罩住鲁迅，对晚清以来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对这社会的看得见的将来，他都有自己独辟蹊径的看法。他不断从表面的繁荣底下，看出持续的荒芜和破产，从“现代”里面，发现明季和宋末的幽灵；从每每遭人轻蔑的底层民众的被动状态中，他看到了深藏的清醒和透彻；从若干新颖的旗帜、姿态和运动当中，他更觉察出向来深恶的专横和奴性。从1927年开始，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与进化论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判断：“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07页。1933年夏天，他更借评论“小品文”的机会，再一次重复了这个判断：“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33页。这真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看法，也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看法。六十多年过去了，昔日那些风行一时的历史判断全都烟消云散，反是鲁迅这个低调而谨慎的判断，愈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涵盖面和解释力。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了，他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总是依自己的思路来理解世事，他一生都努力学习外来的新思想，但当判断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却显然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无论怎样炫目的流行思想都难以长久地蒙蔽他，当别人纷纷陷入错觉的时候，他却总是能迅速地拨开迷雾，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这就是鲁迅对于今日社会的重大的价值所在了。他当然是出色的作家，有伟大的人格，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他恐怕更是一个眼光独特、能够洞悉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批判者。我们的社会正愈益深刻地陷入“全球化”的旋涡，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以“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世事的冲动，正发作得非常猛烈。越是懂得这冲动的浩大来历，我就越觉得，那种鲁迅式的特立独行的眼光、智慧和洞察力，可能正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特别需要的品质吧。因此，我也更愿意相信，鲁迅所以能获得今天的年轻人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激发起了人们洞察世事、把握真实的充沛的灵感。
2000年6月28日？上海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在二十一世纪（1）
鲁迅在二十一世纪
●王得后
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难题。
说是问题，显而易见。因为这是对未来一百年的猜测。虽然现在有一门新兴的未来学，虽然鲁迅在六十多年前就说过：“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毕竟归根结蒂是一种预测，预测是要由未来的事实来验证的。未来学刚才萌芽，远未成熟；鲁迅也有失算：他何曾料到苏联将会解体；“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他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里如是说的话，也还是一个泡影。何况我来猜测鲁迅在未来百年的命运呢？不过，我还是可以猜一猜的，因为我不相信一位资深学者在上一个千年的80年代末发表的“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的预言，哪怕“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哪怕辜鸿铭老先生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化身，我还是不信。我相信鲁迅。这是我可以猜测的起点。
自然，这很难。一难在我们中国的事情总是云谲波诡，几乎适用“测不准定律”。鲁迅出生前的事固无论，鲁迅出生以后所经历的大事，同光新政（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一八，红军长征，“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起佛于地下，他怎样理清这些“缘起”呢？鲁迅逝世前二日最后作的一篇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道：“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而今又如何！
二难在“说难”。韩非先生说得好：“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而我的智、的才、的辩决不及韩先生的万分之一，我的“说难”就不可言喻了。
然而，预测也就是一种希望，这是极诱惑人的，极能激发人们跃跃欲试的幻想，尤其是明明知道自己看不见，就像鲁迅那年写给曹白的话：“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于是我想，既有朋友来邀约，我也来姑且试一试吧。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在二十一世纪（2）
一
一个思想家的生命，在他的思想，以及作为巨大辅助力量的他的人格精神。而他的生命力则与他的思想和民众的关系成正比。
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历两千多年风风雨雨，甚至狂风暴雨的冲刷，迄今腐而不败，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他虽然是为权势者设计的治国方略，却与大多数民众相关，并且能够吸引他们的支持。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对妇女的蔑视，后来概括为“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的四大原则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大纲领，这是“不得与民变革者也”的，也就是不可动摇的根本。“男女有别”首先就赢得了人口一半的男性的拥护。“父为子纲”又使男性成为主宰家庭的霸权。“君为臣纲”是最简单最便于统治的主义；这对于民众，一来民心思治，“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是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期望世道清明，盼有清官，盼望明君，这在古代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是普遍的社会心理。二来，孔子不是“吾从周”么，而“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在独占的军事暴力控制之下，无论多么“仁义之师”，都是血腥镇压民众的权力。以力服人，虽非心服，不得不服。
老子何尝没有精明而深刻的思想，但他的根本在清静不争，无为而无不为。在民众不能不谋生谋食，充满“争”的社会，人们想照着做也做不到的。他没有民众基础。至于统治者也是在非常时期，不得不施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才想起他老人家的话罢了。
庄子的根本在以生命为本位，是顺乎自然，“完身养生”的“为生命而生命”。假如人不必劳作而有饭吃，在没有声光化电的古代，也许有人乐意跟随庄周先生去作“逍遥游”；但多数人，尤其是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恐也未必；何况即使吃饭不要钱，也以有人劳作为前提。
佛教作为外来思想传入中国，而且中国化了，其根本在说世间的苦，苦的原因，苦的消灭和灭苦的方法。人生就是苦，这是人间真实，很得人心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