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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是因为对这真诚未经反省，自以为绝对可靠，双方都不思进取，只是互相依赖，最终互相都成了负担。鲁迅在篇末发出了这样的悲鸣：“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国人从来只忏悔自己的虚伪，只有鲁迅第一次忏悔了自己的真诚。所谓“遗忘”，是对那原先那么刻骨铭心的、后来发现是虚假的“爱”的遗忘；所谓“说谎”，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格面具，将真心深深藏起，不是为了骗人，而是要留给自己来不断地反省和拷问，即为了“抉心自食”。
在《墓碣文》中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当时，“浩歌狂热”最典型的代表是郭沫若，尤其是他的《女神》、《凤凰涅？》等诗篇。郭沫若在其中鼓吹自我包容宇宙、气吞日月，这个“大我”具有“全宇宙的能的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颇有王阳明“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气概。鲁迅却是彻底冷静的，他在这种美好的天上境界里窥见了黑暗的深渊和虚无的寒气。如果说，郭沫若的精神象征是集香木而自焚并再生的火中凤凰，那么鲁迅的象征则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美国鲁迅研究专家李欧梵评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郭沫若式的狂热瞬间便会消失，成为一种大话、装饰，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则用来吹牛。鲁迅却更早地从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并潜入到自己内心深处。他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发现了自身的矛盾。
这就是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它导致鲁迅对人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他说：“我的思想太黑暗，……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在同时代人中，惟有鲁迅承认自己的心是黑暗的，其他人（如郭沫若）则全都自我感觉良好，内心一片光明；惟有鲁迅揭发了自己这样深刻的内心矛盾，其他人则用外在冲突（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掩盖了内心矛盾，想到什么便傲然发表出来，深信会得到喝彩，且的确受到了喝彩。鲁迅的呼声却犹如夜游的鸱枭，令人恐惧和不快，就连他的自言自语，都被怀疑是在骂人。鲁迅的个性和人格就体现在他的不断自我蚕食、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深处寻求生命的意义；但表现出来则是向人类的病根开刀，是不向任何庸众的温情妥协，这就形成了他的“摩罗”性格。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大无畏的“摩罗”性格
二大无畏的“摩罗”性格
摩罗，即梵语“魔鬼”之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谓世间人当莫不秉有魔血，但“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鲁迅推崇魔性，是着眼于其独立个性及叛逆精神，要“张个性而排众数”，在这方面，尼采、拜伦、雪莱、弥尔顿等人是其精神楷模。中国古代也有屈狷、庄狂、济癫、八怪，但只是外部现象上的一种“乖戾之气”，而在内心生活上，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逍遥自在、率性自得的平和旷达之境，就是死，也觉得自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质本洁来还洁去”、“九死而未悔”，而缺乏性格内在的魔性力量。鲁迅不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态度，他向往着“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为此，他提倡“绝望的抗战”，在绝望中奋起，相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才或许可以得救；当然也可能灭亡，但却保持着人的尊严。人心的火焰不应当成为供人玩赏的玲珑剔透的小摆设，与其不死不活地冻僵在那里，还不如尽其火焰的本性而“烧完”（《死火》）。
但这样的人，必是狂人，多事的人。譬如一间封闭的铁屋子里，人们都睡得好好的，就是被闷死也是“安乐死”，你却要去唤醒他们，使他们经历死亡的痛苦（见《呐喊·自序》）。你的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失败却几乎是必然的。帕斯卡通过“打赌”而信仰上帝的存在，因为他算出自己会稳操胜券；鲁迅却明白自己注定要输：人类若不能因此得救，他就是瞎折腾一番；人类即使万一得救了，也决不会感谢他，而会忘掉他，就像部落的人群踏灭了丹柯的心那样。但他不顾这一切而“举起了投枪”。依他的才华，他满可以去埋头炮制鸿篇巨制，获诺贝尔奖，但他为了战斗而抛弃了这一切。他认为这样的土地只长野草，不生乔木。他宁可像一盏油灯，熬干了自己，照亮了虚空，“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他当然知道个人是渺小的，他决不是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但他偏要给这“太平”世道上，添上一点不平和烦恼，使那些安心享乐的人们不痛快，揭开他们坦然自得、问心无愧后面的虚伪和腐朽。这在那些自认为正大光明的君子人眼里便显出是一种阴暗的复仇心理。鲁迅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并说过“写这些无聊的东西”，“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还说自己“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即一种恶作剧式的玩笑。
但这种恶作剧却正是鲁迅“爱人类”的一种方式，这是人们至今未能发现的。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爱人类的方式
三爱人类的方式：批判
通常人们认为，爱人类只有一片温情、甘为孺子牛这一种形式。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即尼采的方式。尼采拒绝同情和怜悯，而要教人类以“超人”，亦即对人类抽鞭子，这是他爱人类的方式。可见爱人类的方式要看是怎样的对象而定。如果说苏格拉底是雅典国家的“牛虻”，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的牛虻。许多人抱怨鲁迅太尖刻、太偏激，什么人都无情攻击，有怪癖。这正说明这些人的懒惰和麻木，他们正是合适的抨击对象。鲁迅的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决非泄私愤，而是要这些人站起来，要他们自我反省，成为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人。他自己在对自己的深深忏悔中揭示了整个民族普遍的病根，现在见到那些不知忏悔的人（他的论敌），就忍不住要刺他一下，使他自觉，要他一起来打破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欺，这几乎成了鲁迅一项欲罢不能的使命。所以他后期的杂文热衷于打笔战，为一些速朽的事投入不相称的精力，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得罪了不少人。他在死之前还声明：“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有些人就此认为他是个心地狭窄的人，殊不知这正是他救人（也救己）的方式。他曾讲到他的解剖自己，也“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写在〈坟〉的后面》）。但可惜并无人做到这一步，人人都是无辜的好人、“造物主的良民”，不是枭蛇鬼怪，即使不唾弃他，至少也感到自己冤枉。无人能反省到鲁迅的层次。
这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待《阿Q正传》的态度上。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判阿Q也是批判自己，是批判我们大家，希望大家都对自己多多地反省。但许多人一开始疑心是专对自己而来的；后来排除了自己，又疑心是对某某人而来的；最后弄明白了，是批判“国民性”，却又怪他“以偏概全”，把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当作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把鲁迅本人排除在外，然后责备他太刻薄、不厚道。中国人不能接受这种“爱人类”的方式，以为是侮辱，就因为人们总是把自己看得太好，他们绝对想象不出一个人可以像鲁迅这样自己挖苦自己，只能把他的血与泪的忏悔解释为恶意伤人。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对进化论的超越
四对进化论的超越
本世纪以来，中国最激进的思想、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进化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往往掺入了强烈的进化论色彩。鲁迅在很长时期内，也相信优胜劣汰，新的总是好的，社会进步是必然的“铁的规律”。不过一开始，他就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态度，把进化的希望完全留给了未来。他早已看出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遵守进化原则，优胜劣汰只是个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的孩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他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不行了，中毒太深，所做的只能是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他常诅咒自己的恶劣思想，希望不要传给青年。所以，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勿宁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未来，使之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念。
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