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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东京苦苦译书的时候,中国的文人们还在睡着。许寿裳后来赞叹他是介绍域外弱小国家文学的先驱,不是夸大之辞,那些别国的反抗奴役的文字,正是中国急需的参照。这种努力,一直到他临终前,从未断过。
我一直认为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可惜世人一直将这颠倒了,以为先生把创作摆在了首位。鲁迅一生有六百多万字的书稿,其中一半是译作。而翻译作品,一直是其版税的主要来源。这些译作十分丰富,有小说、戏剧、美学著作、医药书籍,等等。这些一直纠缠着中国的现代史,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里还闪着它的影子。而他自己的一些思想来源,也出自于此,其中一些重要的作品,也是在译完了书后,受到启发而创作的。
但是,你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食洋不化的东西,文章很有魏晋的气脉,和明清小品的余韵。他的杂文从经史子集中脱化而出,又多了现代人的智慧。“五四”之后,仅周作人带有此类风采,在别一类的作家那里,是看不到这样的气象的。鲁迅文字的背后,容下了太多的东西。我只是在阅读《红楼梦》时,方有过类似的快感。不知道当代的作家们,注意到了没有。语言的贫困,正是思想的贫困。那些轻薄地蔑视鲁迅的人,我以为他们并无资格。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文字后的历史(3)
三
一位友人说,假若鲁迅不把精力投到翻译中,全神贯注于文学写作,也许成就会更大些吧?这意思是,翻译的事别人能弄,而创作非人人都行。但其实鲁迅不屑于“永恒”、“宏大叙事”之类的东西,他从未把自己看成超人。甘于小,甘于做从无到有的琐事,那正是他的本意。因此,除了翻译之外,他写的大多是些短文,或载于刊物,或见之报端,绝无高雅文士藏之名山的巨著。在生灵涂炭,文化凋零的暗夜里,寻什么缥缈的永恒呢?执著于脚下的泥土,以溅血的文字喊出奴隶的声音,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他的文章中出现过许多颇有隐喻的词汇:“铁屋子”、“死火”、“地狱”、“无物之阵”、“孤坟”。而他的译作,几乎没有朗照的东西,除了阴冷与苦诉的东西外,便是反抗的独白了。鲁迅不希望自己的世界,都是些旧有的东西,他把目光,放到了对域外文化的引介上。但他不喜欢那些自娱自乐的作品,而是把许多悲惨的、战叫的艺术,转译给国民,用以吸引那些在苦海中挣扎的人们。他欣赏的安德烈夫、迦尔洵、珂勒惠支、比亚兹莱,都有点灰色的、偏执的东西,人物的苍冷,画面的阴郁,都给人以压迫感。但那里却丝毫没有颓废、隐逸之风,倒是多了一种在绝望中挣扎的调子。这些,对于国人而言,是多么迫切的存在。鲁迅从域外的艺术中,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对应。
但是他并不迁就国人的阅读习惯,在他的大量的译介里,夹带着许多生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国民党宣传部认为他的译作乃赤色宣传,将其列为禁书。而文人雅士们又厌恶他的译笔,以为将东方人的阅读感破坏了。梁实秋就讥其是“硬译”,生涩、古奥不可理喻。那挖苦,是很深的。以鲁迅的智慧,不会不懂得“硬译”的冒险,但硬要逆俗为之,是有心中的甘苦的。他的翻译,经历了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早期在日本所译的小说,受章太炎影响,文字佶屈聱牙。在北京时期所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苦闷的象征》、《小约翰》等,已有了变化,和他的散文风格接近了。但到上海后所译诸书,笔调为之一变,宁“信”不“顺”,变得生硬起来。译作明显不及其创作那么畅销。晚年的鲁迅从事翻译时,对原句往往生硬移植,句法、语序保持原貌,尽力排斥了自我经验的暗示。这尊重了原文,摈弃了曲译。他知道这与国人阅读习惯多有不合,但所以这样,乃为了输进异样的内容和新的表达式。鲁迅觉得,国人心理结构,缺乏现代理性的投影,思想表达不精密,这大概是语言出了问题。“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说,就是头脑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实际上,中国的语言,从先秦到两汉,就有变化。唐宋之间,亦有演进,这是佛经翻译的影响罢。鲁迅一再用“硬译”从事外来文明传播,希望的是创造出别一类的文体,可是他的同代人,很少有谁看到了此点。
在文学翻译上,是以我化外呢,还是以外化我,严复、钱钟书均有过论述,不过强调的是准确、通畅,所谓“化境”正是。但鲁迅看重的是后者,用洋人的句法,再造旧有的语文,这很有一点唐·吉诃德相。但因为很难,便显得悲壮。语言这个东西,惰性很大,世风、人情可变,而改变它则是难矣哉的事情。能向母语挑战的,现代以来,不是很多。这“硬译”,不过是鲁迅抗争旧俗的一种,需知,他还赞同废除汉字,去走拉丁化、拼音书写的路呢。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文字后的历史(4)
四
在鲁迅的眼里,古文是永远的死掉了。那些被八股熏僵了的文体,已难再现人的鲜活的感觉,打破它,正是一种进化的必然。胡适倡导白话文,他是最早的响应者之一,虽然他们在人生观上,有着本质的差异。鲁迅感到,创造一种属于自我的,且又被大众接受的个性化语言,对他们那一代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不会独立言说的知识群落,正是没落的一族。我们从晚清许多迂腐文人的陈词滥调里,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词语这个东西,当被千百万次重复的时候,它的本意常常被磨光了。中国的汉字,最初不过口语的记录,后来经过文人的润色,在书写的时候,一直存在着官方书面语与民间口语的差异。这种差异,直到今天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渐渐地拉大。一种人是在先验的语序中演绎自我,另一种人呢,则在苦苦地寻找自我的智慧表达式。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语言中找到自我。我们看一些曾显赫一时的作家、批评家的文字,除了充当时尚化和流行色的传声筒外,词语中的自我是模糊的。
鲁迅一踏上文坛,就创造了一种属于自我的语言,那里闪着声、光、电,亦带着阔大的暖流,从人们眼前缓缓而过。《狂人日记》里的自叙分明像一幅木刻,在黑白之间,涌动着生命之流。他使用的都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口语,但组合方式,却是反逻辑的、超常规的。你在他的陌生化的叙述里,可以嗅出人本的气息,而这,已在世俗的叙述里被淹没了。鲁迅的语言颠覆了日常的幻影,他还原了一个原本的存在。读一读那些悲凉的字句,才感到以往的日常语言,与人本的东西已十分遥远了。《狂人日记》的最后写道: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的许多作品,都带有这类逆反的、多层隐喻的特征,但这一切并非故作惊人状,一切都是从灵魂中流出来的。中国的古代文人们,从未以这类的语序,昭示过存在的背谬,这一切,大抵只能在白话文中存在吧?
今年的6月,我第一次去了绍兴,站在兰亭的旁边,心里想:如果不是走出古镇,到异域去寻找过别类的人们,鲁迅也许仅仅是传统的一介文人。他至多不过写写徐渭式的小品,李慈铭式的日记,或成为旧文章的高手。但他并不眷恋这些,他知道古老的词赋、小品已走到了尽头,坐在祖先留下的破车上,自然完成不了长长的路程。绍兴诞生了多少文化名人呀: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张岱……可鲁迅并不喜欢那里。自1919年全家北上后,他再未返回过故里。除了在记忆里苦苦咀嚼着过去外,他似乎不愿过多地驻足于绍兴,无家的漂泊,让人感到他仍在路上。那语言的调子,不像陈寅恪、王国维那样沉到过去,而是流向未知的明日。一种在昏睡中醒后的激情,在他那儿蠕活了。
我们的文人们,在书写的时候,太在意别人的眼色了。鲁迅是个自由的书写者,他并不考虑别人说什么。只觉得周围的环境太寒冷了,他将一股股热风,吹给了人们。我在读他的作品时,常常感到一种庄重与冲动,不像阅读苦雨斋主人的小品那么安宁,似乎要沉静下去,被古雅的情趣所吞没。鲁迅的文字暗示了我们“被现代”的血泪史,那其中肃杀、悲怆的调式,是只有在血与火中苦苦寻路的人,才会有的。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文字后的历史(5)
五
他诉说的时候,文词常常隐曲,题旨并不明了。今天的青年,与其有着距离,是自然的。昌明“后现代”和“新新人类”的人,自然不懂得鲁迅何以使用那么多的曲笔,仿佛故意捣乱着什么。南方的一位学者,说“走不近的鲁迅”,我想也有语言的因素吧?
胡适认为鲁迅的语言受到了日文的影响,内中有着别人少有的陌生感。其实何止是日文呢,我觉得德文、绍兴方言、文言文,都流在他的血脉里,使你不知道他是脱化于袁氏兄弟呢,还是章太炎。总之,他创造了一种谜宫,让成千上万的读者陷入阅读的快感。即便在最明快的表达中,仍可以体味出多向度的深情远致来。忽略了鲁迅文本的审视,我以为走进他的世界,是困难的。
忘记他在哪篇文章说的了,意思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