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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他已经有了对黑暗的知识，而且再也回不过去了。就像吃了智慧果的亚当一样。全部的麻烦就从这里开始。
毕竟是中国人，他不能卒读《神曲》的“炼狱”而进入“天堂”；虽然他也如但丁所说放弃一切希望而跳入炼狱，虽然由炼狱而天堂也不远于他“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思路。
他试图遮掩黑暗，不愿全露出自己的血肉。然而还是止不住心地黑暗，止不住示人以黑暗。似乎不讲就是对世界不负责任，就是对人生不负责任。似乎不如此，他的良心就不能安宁。
他于是断断续续，并且吞吞吐吐，讲四千年的“吃人”史，讲无主名的杀人团，讲谁也看不见的地狱，讲坟墓，讲死后，讲梦魇，讲冰谷，讲深渊，讲铁屋子，讲灰土，讲火宅，讲明枪，讲暗器，讲无处不在的驱逐与牢笼，讲“自己想吃人，又怕被人吃了，都用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讲无物之阵，讲人之间的高墙，讲世界并不相通的悲欢，讲神之子和人之子的被钉杀，讲人血馒头，讲市民醉心看女尸，讲村人把同类的辛酸当甘蔗，讲被弃在尘芥下的玩物，讲造物主滥造滥毁生命，讲未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杀死叛徒，讲春天过后还是秋，讲“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讲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讲痛苦与人生连带，讲人的无聊与虚空，讲人不过是中间物，讲做工筑台同时是掘坑造坟，等等。当然也讲“我”未必没有吃过人，讲“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讲“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讲心中的“鬼”与“毒”以及“可怕的冰块”……
为了不让厚道者太恐怖，他肯定遮掩或者含糊其辞了更多的黑暗。
然而即便如此，他也犯了大忌，犯了大傻。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傻子！
黑暗便是大忌。所以，他一定会得到惩罚：不管是何宗何派——革命者、不革命者、反革命者或不知道革命为何物者——对他的摇头、反感、批评、侮骂，原因各不相同，而在一点上却常常是雷同的：那就是因为他太黑暗。即便是他的追随者，也不得不避讳之，或者看作他“世界观转变”前的一幕插曲。
人们并没有透视到鲁迅的真黑暗。从郭沫若、钱杏？到苏雪林，到新儒家，到现在还不能断定什么家的人们，几乎都还是在政治、社会、道德的评价中打转。这就把鲁迅的黑暗看轻了，看扁了。所以我宁可强调，鲁迅的黑暗首先是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体验，不可读解为某种偶然，虽然有些话题可能起因于某个特殊的事件的触发。并且认为，没有这一种意义上的领悟，我们就不可能与鲁迅有深层的对话，而与“这一个”无缘。论家如云，然而他很少在这一层面上被注意，无论是毁者还是誉者。二者的眼力在这里并无根本不同。大概正是这原因，鲁迅更觉孤独，他借人之话说，“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没有这样的入木三分者，他只得自己动手，来抉心自食，来刮骨疗毒，来煮自己的肉。
在这一语境里，我愿为所有“别有用心”的批评者开脱：人们不约而同对鲁迅的这种排拒，难道不更应该看作一个民族的心理大忌对黑暗的审判，看作一种集体无意识对异端的弃绝？就其本来的命运而言，鲁迅理当受到更广泛更彻底更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对其黑暗的“看轻”，又同时由于对其人格的尊重，国人对鲁迅的否定性冲动大大抵消了、弱化了、浅化了。不然决不只是这个样子。不过固有的对立既然存在着，“打击”或“侮蔑”也就不会在未来消失，敬而远之或者弃而远之也就是毫不奇怪的现象。道德或者政治不是这种对抗的深刻原因，“集体表象”才是根本所系。后者作为一种文化习惯，是一个类群最恒久的力量，所以这种对抗将是长期的。
有人说，鲁迅已形成了一种语言霸权。没有比这更大的误会。情况有可能恰恰相反，鲁迅的世界中最深刻的部分几乎从来没有进入主导话语。即如他的黑暗论，无论在哪个意义上，倒是至今处在各种无形的霸权包围之中。
包围者并不自觉于这种包围。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2）
二
生存论黑暗属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不专属某一个类群，比如东方人或者西方人。心安理得地将其归于某一个类群而把自己的类群排出去，不过是个人自欺的放大。以“非我族类”的文化为由而拒绝生存论上的黑暗检讨，是没有根据的。拒绝讲黑暗不仅与光明无涉，而且本身就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黑暗。
我点燃一枝烟。并非烟民的我，这常常是无奈的表示。
桌上，有一本刚借来的弗罗姆大著：《人类的破坏性剖析》。望着升腾的烟篆，琢磨着这个书名，弗洛伊德以及一大串说黑暗的西方人物在脑际联翩浮现。这是突来的胡想，比如说我还从来没有把鲁迅与弗洛伊德联想在一起。
弗罗姆说，弗洛伊德对于潜意识过程的发现，使得“没有人再能够躲藏在他外表的善意后面”，这个发现“是危险的，因为人能够知道他自己和他人了”。弗罗姆认为这个发现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性”。在这本书里，他以人类的破坏性为题，对弗洛伊德作了别一维面的诠释。关于无人不有破坏性的描述，虽然使人震撼，但其提出者并没有遭弃绝。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原罪”的民族。同样的原因，那些公然宣布“他人就是地狱”、“人是无用的激情”、人生是“虚无”是“荒谬”的西方作家，还可以被授诺贝尔奖。
人是做梦的动物，都有自欺性。爱好喜鹊，讨厌乌鸦，其实西方也一样。英国有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戈尔丁，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性的残酷，于是非常不满意一些关于孩子天真无邪的描写，便一边教书，一边写了一本名叫《蝇王》的书。说是在一场战争中，一架载有儿童的飞机坠落在杳无人烟的荒岛上，孩子们开始还能按所受的教育生活，继而放纵野性，分为两派，相互为仇，相互打仗，甚至咬死对方。他用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告诉人们：不要过分相信人类进步的神话，人性是恶的。
弗洛伊德企图把潜意识挑明给人看，他开始关心的不过是人的自我生存本能与性本能的冲突；纯粹的心理学描述，无所谓道德动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互相残杀，才让他真正注意到人的破坏本能：“我至今不明白，对于这种无所不在的侵犯性与破坏性，我们竟没有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他于是补充自己的学说，突现这个盲点，把人类的侵犯、虐待本能揭露出来，在学术上“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
美国有一位名叫凯特·米尔特的女性作家，激烈地批评弗的学说助长了男性对于女性的虐待，其效果“无不是使两性可憎恶的现存关系合理化”。她的论证并非无根据。正如弗罗姆所说，弗洛伊德有很强的“父权症结”，贬低了女性，“把一半的人类（女性）认为是另一类人类（男性）的残废形式，是绝大的荒谬”。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3）
但从道德价值上讲，从主观动机上讲，弗洛伊德直面人性之侵犯性、黑暗性，却并不是为了鼓励破坏，助长人与人之间的恶性侵犯，将虐待关系合理化。我想他不过是让每一个人自省其卑，认识作恶在人性上的可能性，开出反省的道路，并升华为爱。不然我们不可理解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的忧心忡忡，不能解释这位宗教的敌人为什么在晚年却爱引圣书上的话说：“要爱邻人如自己”；并教导从事科学的心理学家们不要因此而害羞。这话其实是对他自己说的。
虽然也有误解，有攻击，他们毕竟幸运一些。天下“没有一个义人”，“虚空的虚空”之类的话，圣书上早就有人说过了；人性的黑暗，他们之前早就有无数哲人文士探讨过了。所以其学说引起的震惊，总的说是回忆性的、认可性的情绪，是豁然开朗的震惊。于是有后学在心理学、文学、哲学、宗教学上的继续延展，于是有弗氏学说在多学科的广泛渗透。以致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也来向弗洛伊德请教战争背后的人性根源。希望他用“曾经照亮过人类本能的渊博知识之光，去把这个问题照射得通体透明”。而写了《蝇王》并爱以人性恶为主题写作的戈尔丁，不仅没有被指控，反倒获得了全球性的文学荣誉。用我们的习语说，成了英国人的光荣。
中国缺乏接受黑暗的宗教和哲学背景（道家和佛家虽有相应的遗产却被喜剧化了），所以鲁迅空谷足音。他的黑暗论被认为诬蔑中国人，被认为阴暗和煽动仇恨。而他的自剖自述，则被人直接拿过去，作了他阴暗的佐证。
鲁迅说过，他昭示人的魂灵，最害怕的正是这样一种结果，即看客把自己排出去。
我们习惯于这样排出去。三年的全国性大灾难，可以推给无言辩诬的苍天，或者归结为少数决策者造成的人祸。亿万人疯狂参与的十年大惨剧，可以推给几个野心家来负责。其他的人呢，全是被动的受害者，似乎无数的男男女女那时真的仅仅是一个个“齿轮”、“螺丝钉”或者“棋子”，所做的一切坏事——连背地里的肮脏——也全由这几个人操纵。那些并非受命而凌辱傅雷、老舍、张志新的人，那些无数的棍棒主义者、以整人为业者、告发朋友者、构陷忠良者，没有谁对他作的事忏悔和宣布负责。不错，大家都是被害者。然而，我们难道真的可以无愧于心地说，被害者没有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害过人，被整者在有力量的时候不想整人或整过人，没有整人者不可能是潜在的整人者？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整个民族都心安理得，大家异口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