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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整个民族都心安理得，大家异口同声：“向前看。”在强大的舆论中，“向后看”与“纠缠旧账”之间有一个等号，谁还敢向后看？
受害的知识者们也曾声泪俱下地控诉“封建法西斯”，而不见有人同样声泪俱下地向良心下跪和忏悔，也不曾有人像爱因斯坦那样，从民众自身的破坏性出发，去追问那个年月野心家、政治恶棍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法才使人们产生了如此激烈的狂热，甚至狂热到命都不要的地步呢？为什么他们的手法会如此成功？”
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感情脆弱分子，比如钱理群之类，始终忘不了中学生们用石块把画过裸体的“流氓老师”活活砸死的开心之笑。巴金先生大概也是这样一个脆弱者，一听到那个时候的音乐就害怕。不过他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他要展览黑暗。
对不起，人们要光明，所以黑暗的博物馆不会有位置。我想，这博物馆即便建成了，也不过是辉煌。
如果真是过去的就可以过去，如果“不忍睹”惨象就不再发生，那该是多好的事。
无奈的是，如果黑暗是人性上的，那么过去的就不会过去。不需要时空间距，就会有另一种黑暗降临。春天过去还是秋。
鲁迅常常讲历史罪恶的重复轮回，要大家去读历史。那精义不在历史，而在说人性。
如果真是这样，我要不要写这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重复他的“精义”？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4）
三
太阳隐去了。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还有那小鸟一般的天使们都回巢了。隔壁女教师的钢琴又响了，舒缓悠扬。
说呢还是不说呢？
假定人性的黑暗尚处在爱因斯坦所谓“潜伏状态”，假定人们还没有看到这一层恐怖，能向他们讲“黑暗的鲁迅”吗，能把人性的黑暗诉诸女人和孩子吗？好像……不能。人当然应该讲实话，然而实话未必都得说。比如说医生可以不把潜伏状态的疾病或生命危险告诉意志脆弱的病人，比如说有时候为了朋友免于悲伤，我们可以向他隐瞒其亲人的不幸。为什么一定要在“福禄寿”的中堂悬挂一幅血淋淋的十字架呢？“吃人”、“互恨”、“虐待”、“必死”、“悲剧”为什么一定要挑开给人看呢？即便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在所难免，但不是可以把它推给男人们，而让女人和孩子走开的吗？我曾经回答一位女学者说：女性最好不要弄生命哲学。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她立即来信表示：“不能苟同。”
我也何尝能够苟同？
她是对的。道理很简单，生存论中的事实毕竟不是局外的事件，每个人都不能绕开黑暗，尤其是最本己的黑暗；它与人几乎是一码事，是一个连体。圣母玛利亚是不是罪人，尚且不能确定，何况其他的女人以及她的子孙。
这是一位伟大的法国女性西蒙娜·薇依的自白：我内心深处埋藏着所有恶行，或几乎所有恶行的萌芽……这些恶行使我害怕，但却并不能使我意外，我在内心感受到它们的可能性。……这种天生的素质是危险的。
就我的天性而言，我很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容易受集体的影响。我知道，如果此刻有二十个人站在我面前，高唱纳粹歌曲，我的灵魂立刻就要受到纳粹的影响。为了“抑制”这罪恶的天性，她始终同“笼罩在天主教圈里的教会爱国主义”保持距离，她拒绝接受洗礼，加入“社会机构”化了的教会。这种抑制使得她成全了“童贞女”的纯洁和抗击纳粹的忠勇。我相信这是一种真实的声音：我还相信这一自白对于所有人的共通性；我更相信只有承认恶行才有真正的纯洁，不然便是假象或者伪善。
本己的黑暗别人无法代替，只有自己来处理。况且，光明只能在黑暗中显现，离开了黑暗，就没有真正的光明，不过是另一种死寂。还有，我们有什么样理由说十字架表征出来的仅仅是死亡与恐惧，而没有复活与新生？既然我们托出的可以是一种“盛满黑暗的光明”，既然这种黑暗是源于爱，既然这死是为了生，既然革命是为了让人活，那么这样看来，还是说的好。
为了这乐感的民族获得真正的幸福与新生，鲁迅一辈子都在讲死亡、讲缺陷、讲罪恶、讲黑暗。他很清楚这样不合国情、自讨没趣的多嘴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这就好比在一个生日宴会上，大家在许谎和自欺中其乐陶陶的时候，有人说“这孩子要死的”。说者千夫所指，无可逃脱地要遭到大家合力的痛打。不想打他的人，也觉得这夫子太迂、太傻；无意之中也难免从众给他一拳一脚。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5）
四
说吧，挨打是注定的。然而，既然这一遭遇已由鲁迅这第一个傻子、第一个牺牲挺过去了，承担着了，那么复述者至少可以不再那么遭罚。况且有多少人知道你在复述呢？
挨打问题既然有可能不那么严重，也就姑且放下。这样，说黑暗剩下的另一顾虑就是，它所带来的有没有可能是“盛满黑暗的黑暗”？谁能担保听黑暗者就一定可以越过“地狱”而走向“天堂”，越过绝望而走向等待，越过罪恶而听从良知，通过忏悔而走向关爱呢？如果听者只是停在黑暗中那又如何呢？
我赞赏戈尔丁，然而我踌躇：在一个没有罪感传统的民族里，我们能不能用《蝇王》这种象征，把人性之恶、人生之恐惧暗示给孩子们？如果可以，我们能告诉他出路在哪里，赎罪的希望之源在哪里吗？如果指不出，这会给孩子一种什么样的灰暗？我们几乎没有了或者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一个全民族认可的“爱”之源、良知系统或价值公设。孔子没了，孟子没了，耶稣又是外族，在主流意识里，无论是仁爱还是博爱尚在不合法中。所以，人性的揭露没准就有这种可能，它不仅不能促人反省，反倒有可能引出一批豺狼坯子。就像对世界之恶的体验反倒支持了行恶时的心安理得：你恶我恶他恶，既然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大家都恶吧！
在《蝇王》中，代表正义的拉尔夫一方显得势单力薄，终致失败。这不是某个事件的结局，而是作家的哲学思考。鲁迅则明确地说，战士会在无物之阵中死去，无物之物则是胜者。这样的结论，忠厚的人必然会为此沮丧与绝望。那么能不能把这些讲给大家听？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抚慰人们心灵的创伤，来支撑其对绝望的恐惧？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没有这样一双无限温存的手，况且这样的手能否真的抚平创伤是有疑问的。鲁迅当然是大勇者，他是“这样的战士”，能够在没有救主的情况下自我舔伤，自我作主，孤身一人肉搏这黑暗，在肉搏中发出大欢喜，亲证大澄明。那么，无数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怎么办？他们用什么作资源或力量，来抵挡虚无主义的袭击，而向黑暗作韧性的抗战，并由此走向大欢喜，走向光明，获得新生命？
无弊之策是没有的。这就有似帕斯卡尔的赌博理论：说，也许还可以赢得新生；而不说，却绝无可能。
鲁迅的《立论》之最深刻的人生况味，即在于对于黑暗是说还是不说。他提供了三种可能：说谎、挨打、今天天气哈哈哈。他自己所选择的是说黑暗而“挨打”。然而，鲁迅说起黑暗来并不淋漓尽致，他有顾虑，他想到了在中国把人叫醒（知黑暗）后无路可指、无人相救这一层，所以实施起来也有变通，并不一律：时而放开纵论，时而躲闪其词，时而故意说谎，或者在坟前放一个花圈。这是西方的思想家、启蒙家不可能有的瞻前顾后。鲁迅把它看作不及西方人毒辣的中庸。
多害相权取其轻，疗治“僵尸的乐观”毕竟更重要，所以说黑暗还是其一生的首选：于是有黑暗的鲁迅。
似乎获得了一种支持。我下意识地用了一个恢复键，标题重现。可是，这只有俟下回分解了。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6）
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写出，我希望能读到它的，只限于小小的知识圈。虽然我相信女人不是圣母，也相信戈尔丁的寓言：孩子毕竟不是天使。然而我还是不希望女人和孩子们听到我的敲键声，最好沉醉于他们的钢琴，他们的鲜花，他们的林荫道，他们的溜冰场……我知道这是自相矛盾。这种态度也许是别一种“不平等”而激怒女权主义者和不甘示弱的少年，然而现在，我宁可这样。如果一定要讲，我宁可向他们推荐卢梭的《忏悔录》，推荐薇依给彼林神父的信，而不是推荐鲁迅的《墓碣文》。鲁迅不以为然于将其作品当作孩子的教材，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规避的对象放大？易言之，能不能索性在这很小的知识圈也保持缄默呢？能不能就此打住，让死去的就死去呢？在这样一个“思想淡出”的时代，“基因”与“数字”化的时代、“平安祥和”的时代，又有什么必要发此不谐音？
我想了想，恐怕不行。“黑暗”，是鲁迅送给中国人的最原本的光明，最独异的礼物。忌讳它，误解它，或者因为“无用”而搁置它，这都没有大问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但既然它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精神遗产，而奋斗着的人们终归不是数字人，终归不只是基因，不可以没有精神的生活，那么他就有躲不过黑暗而沉沦于操心。既然黑暗只能潜伏而不可能消失，罪恶与人生是一个连体，乐与悲从来就不会因为平安而分离过，那么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有说的必要。一个民族总得有些知识者痛苦地醒着、忧患着。
科技的凯歌行进也许并不是反科学者说的那样耸听，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