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日本人为了统治朝鲜族的一切社会活动和文化教育事业、福利事业等，在朝鲜族居住地区普遍成立朝鲜人会。资料表明：1934年仅哈尔滨日本领事馆区就有17个朝鲜人会。 ——《满洲及西伯利亚朝鲜人事情》
1945年8月20日，哈尔滨成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别委员会，领导成员共有5人……北满特委的工作是稳定北满朝鲜族群众，救济流落至哈尔滨的难民生活…… ——《黑龙江朝鲜民族》
1945年的下半年，哈尔滨像一座断了弦的钟摆停在那里，权力机构处于真空状态，各类官吏、社会名流、地方绅士成立了哈尔滨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后来被苏军强行解散）。那时候哈尔滨的日伪残余、土匪兵痞、警察密探横行街头，谣言满天，恐吓与暗杀时有发生，社会秩序混乱。 当时，哈尔滨的朝鲜人分成了24个派别。8月20日在八区广场召开了全哈尔滨市的朝鲜人大会，会上苏联领事馆领事和红军司令官指定韩光淑做哈尔滨市朝鲜民族协会的会长，让他来协调各个派别、团体之间的关系。“他们说爸爸是有能力的。”瓦莉娅回忆着，“那时我们把家的整个底层腾了出来，用于开展协会的各种活动。” 1946年春天，苏联红军开始从哈尔滨撤离，到5月3日，最后一批红军离开。4月28日，哈尔滨正式由中国人民政府接管。 苏联红军在哈尔滨期间曾发给韩光淑20条步枪。这20条步枪给韩光淑埋下了命运的隐患。 不久，他们一家遭遇了威胁。 那是秋天，满地枯黄的叶片在秋风中翻滚，伪满残余分子在寻找韩光淑，要他把苏联红军给他的20条步枪交出来。韩光淑说：“这枪是苏联红军给的，要交就交给他们。” 韩光淑被苏联领事馆藏了起来。瓦莉娅和妈妈带着小弟弟躲在一个同学家里，同学是俄国人。大弟弟从北满学院毕业后又去读哈尔滨工业大学，他躲藏在哈工大的学生宿舍里。 他们到处寻找韩光淑，后来他们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把瓦莉娅的大弟弟抓了起来，让他说出爸爸藏在哪里。 哈尔滨的社会秩序仍然很混乱，各种政治势力在那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一天，瓦莉娅同父异母的妹妹哭泣着找来。她说，她的妈妈和爸爸（瓦莉娅五姑和五姑夫）带着自己的孩子逃走了，她已经没地方可去了，她来找自己的亲生父亲。瓦莉娅的妈妈非常憎恨这个16岁的女孩，这个她丈夫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她说：“我们家也不能留你，你已长大了，自己去闯闯吧。”
可是，这事让瓦莉娅感到非常难过。过去，她和妹妹相处得很好，她们在一起玩过，还在一个被子里睡过觉。妹妹长得很漂亮，瓦莉娅非常喜欢她。但是爸爸不在，她又没有办法说服妈妈，也没有办法帮助她。妹妹哭着走了。后来听说她参军了，在朝鲜支队。再后来，听说她去了朝鲜。 “她为什么没去苏联？”我问 “她不会俄语，她是在朝鲜学校读书的。” 妹妹就这样地走了，从此没了音信。 瓦莉娅的妈妈终于打听到了丈夫的去处，她把儿子被抓的事儿告诉了韩光淑。他立刻赶到了朝鲜支队，在他们的帮助下，瓦莉娅的弟弟被放了出来。 那时，一切都是混乱的。 瓦莉娅反复地说着：“我们家就是这样，不懂政治”。 瓦莉娅一家在躲藏中过着日子。瓦莉娅仍然不知道爸爸躲在哪里。 不久，他们带出来的钱花光了，开始变卖首饰，生活越来越困难。 瓦莉娅说：“那时我也顾不上什么了，一个人跑到了苏联领事馆，把家里的情况说了出来，让他们帮助我们寻找出路。” 一天晚上，他们突然接到苏联领事馆的通知，让他们准备好，半夜起程。 去哪儿？能见到爸爸吗？还有大弟弟？一切都是未知。
第四部分：哈尔滨不能久留回忆小时候的生活（图）
瓦莉娅还记得，那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她和妈妈，还有小弟弟被苏联领事馆的人带到了火车站。在那里，见到了大弟弟，却没有见到爸爸。那时，她才知道要离开哈尔滨了。 午夜时分，四周非常宁静。他们躲在一节停在那里的闷罐式车厢里，没有火车头。他们不知道要等待多久，偶尔听见火车带着汽笛的长鸣声从身边驶过。闷罐车厢里黑糊糊的。失去了托里亚后，瓦莉娅又迅速被抛到了逃难的路上。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妈妈在突然的变故中有些懵了，瓦莉娅要尽可能地照顾好母亲和弟弟。 大概在凌晨2点多的时间，有一辆车头渐渐向这边的车厢靠近，然后又挂上了两节车厢。火车就这样启动了。瓦莉娅和妈妈、弟弟们莫名其妙地被滚动的车轮带走了。在昏暗的车厢里，他们谁都不做声，但是心里却在问“爸爸在哪呢？”没人告诉他们。他们没参加任何党派，除了宗教没有其他信仰。他们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被威胁着，被追撵着。假如他们一家不逃离，而是通过苏联方面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他们家的财产就不会被误认为是“敌产”而全部没收。 过了很久很久，依然是一个凌晨，在一个大山围绕的山坳中，火车停了下来，他们下了火车。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地方叫牙克石。它当时还是一个不成规模的小镇。 在那里，他们见到了韩光淑，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瓦莉娅说：“过去爸爸生意很忙，早出晚归；我和弟弟也有自己的事，全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到了牙克石后，我们暂时都没事情做，常常围坐在一起说笑话，家的感觉好极了。” 开始，他们住在林业所的主任家，后来公家分了房子，两屋一厨的房子。瓦莉娅所说的公家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瓦莉娅也说不清楚。“公家”一词，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诞生的词儿，老人用得很自如。她说大概是牙克石中东铁路林业所的房子。她不停地说那个房子里的臭虫很多，红红的，满墙都是。然后，她拧起眉毛大声地说：“哎呀！太可怕了。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关上灯，等一阵子，然后再打开灯。看见满墙的臭虫在爬着，全家立刻投入到打臭虫的战斗中。直到半夜，在消灭了一堆臭虫后才能睡上安稳的觉。” 她还记得牙克石的大雪，那样大的雪她一生都没见过。大雪铺天盖地压过来的时候，好像要吞没掉那个小镇。大雪来势凶猛，气势宏大，真的令人惊叹！瓦莉娅穿着过膝的毛裤、呢裙、毡靴，外面再套上一件大衣，膝盖还是被冻得不听使唤。 冬天的气温在零下40℃以上，出门不一会儿，脸和围巾就会染上白霜，但瓦莉娅和两个弟弟还是愿意到山上去打爬犁。在冰天雪地里玩耍，他们变得无忧无虑，暂时忘记了家变带来的不安。 1946年冬天，瓦莉娅23岁了。她的初恋在她22岁时悲惨地结束了，托里亚再也无法回到中国。许多年以后，他是通过红十字会和瓦莉娅联系上的。在一个节日里，他给她寄来一张贺卡，上面除了一句祝福话，还有他的自画像，精致而又细腻。这张节日贺卡被瓦莉娅保存在一本影集里。那天，我拿起了它。上面那个自画像，带着一丝察觉不出的微笑，也带着无奈和等待。他在西伯利亚的无数个夜晚，靠着怀念和等待支撑着自己快要倒下的身体。那时瓦莉娅一家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他们远离哈尔滨，在那个小镇上过着世外桃源的日子。那时，那里已经解放了，新的政府，新的事物很快填满了瓦莉娅的心。她开始学着融入新社会，是真心的，也是积极的。1954年，在大批俄侨返回苏联的时候，她加入了中国籍。 日子像流水匆匆地过去了，很平淡，没有一点沸腾和湍流。年轻的瓦莉娅觉得不能总是呆在家里，就对爸爸说：“让我出去工作吧，不能老是吃公家的饭。”她先在苏联俱乐部里做秘书，后来去了牙克石中东铁路林业所给中方和苏方的经理做打字员。她还是不会说中国话，但她很快就在那个小镇上活跃起来。那时候，瓦莉娅对工作有着一种执着的热望。在她保存的那个大大的本子里，我看到她的许多奖状和证书。我拿起一份1949年9月15日牙克石中东铁路林业所奖励她5千元的证书，“这么多的奖励！”
瓦莉娅笑着说：“就是现在的50元。”接着，我又找出了两份。一份是7万5千元，另一份是15万元。我开玩笑地说：“你的奖金就够用一辈子了。”瓦莉娅也笑了，很开心。她说：“那时候，我拼了命地干，很起劲。”1948年6月19日，瓦莉娅从一般打字员提升为秘书打字员。她除了热情地工作，还常常去那里的苏联俱乐部听音乐，跳华尔兹。因为那段铁路的存在，那里还有一些苏联人，有瓦莉娅熟悉的生活氛围，所以她并没有觉得孤独。那时，有人很热情地给瓦莉娅介绍了一个牙克石的政府官员，比她大十几岁。瓦莉娅还记得那个人很热情，邀请她去吃饭，打麻将。瓦莉娅不会打麻将，也不喜欢那样的场合。他们在语言上也不能沟通。介绍人总是说：“他的官大，你会幸福的。”可是这对瓦莉娅并不重要。 瓦莉娅的妈妈开始为女儿的婚姻大事着急了。她找来一个巫师为女儿算命。昏暗的房间里，巫师坐在椅子上，紧闭着眼睛，手指不停地摆弄着。瓦莉娅的妈妈紧锁着眉头，紧张地等待着。过了好大一会儿，那巫师神秘兮兮地说：“你的女儿踩在了茂密的树冠上，可是心并不在那里。她总是向远处眺望，幻想和等待着。” 她等待的是什么呢？瓦莉娅自己也说不清楚。她不断地向远处眺望，又望见了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十几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她的身边不乏男人的追求，但他们只是匆匆的过客。在她已经苍老的时候，她说：“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