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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警察车、救火车、救护车，走在路上当当乱响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就会让开。
现代的国宾护卫仪队，在马路左右两旁由摩托车呜呜开道，不许你先走而要你让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也就赶快自认倒霉，干脆让开。
历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脚递”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宋朝的将军岳飞，本来在北方正和金人打仗，后来朝廷方面主张跟金人讲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赶忙把岳飞弄回来。那时候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挂着金牌的急脚递。当时宋朝政府一连用了“十二道金牌”来催岳飞，急得简直用快马跑成了一条线。于是，岳飞只好回来了。
用快马去跑，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国的古人们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他们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也没有飞机和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摩托车，他们若要办急事、急办事或事急办，只有倚靠快马加鞭。
像岳飞这种将军，现代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略——编者）科学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统治的效率，使命令传达得快快快……（略——编者）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驿站的情形更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一直发展到清朝后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通讯设备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驿站。
对增加传达命令的速度，中国古人曾有过美丽的幻想。旧小说（水讲传》中，曾说有一个叫戴宗的人，外号叫“神行太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当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术，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来，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讲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我们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已是一个不能想像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一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纪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由电报打到上海，时间只花了一天；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多了的的答答的电报声，少了答答答答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新闻——报纸像杂志
现代人早上一起来，就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怎么了；下午一睡醒，又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的老婆（学名皇后）又怎么了。现代人所要知道的事，从报纸上，一看就知道了。昨天地球上北极发生的事，今天地球南极的人就知道了；早上美洲发生的事，下午亚洲就知道了。消息的传达快极了。
古代人就不这样了。
古代人愈古愈没有报纸看，消息传得慢极了，慢得像老牛，甚至比老牛还慢。
古代人要知道消息，大都是用布告和嘴巴。布告和嘴巴太慢了，所以一件“新闻”传来传去，传到最后听到的，已经变成“历史”了。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当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术，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来，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浒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我们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已是一个不能想像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一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纪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由电报打到上海，时间只花了一天；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多了的的答答的电报声，少了答答答答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古代人最早有报纸一点模样的记载，是唐朝，当时的报纸，叫做《邸报》。
“邸”是什么呢？和现在一般常用的“官邸”字眼一样，就是“官邸”。不过这个官哪是专指四方诸侯在京城的办事处。四方诸侯进京来的时候，就住在这种官邪里；等到离京回去，官哪仍有人代为联络、传达，联络、传达的文件，都是朝廷里最新的消息，所以这种文件就叫做《邸报》。
这种《邸报》，产生的时间，大概在一干两百年前，在唐朝玄宗的时候。
除了《邸报》以外，还有一类名称像“杂报”、“报状”、“事状”、“朝报”等，也都可说是报纸的雏形。 到了宋朝以后，《邸报》愈来愈流行了。宋朝时候邪里办公的小职员们，整天打听政治行情，一打听到些捕风捉影，就赶忙写在一张小纸上。比如说张三被皇帝打了一个耳光、李四被皇帝踢了一脚、王五脑袋瓜子上挨了皇帝飞来的一个茶杯……总之，都是半真半假的马路新闻，这些小纸当时叫做小报，非常受人欢迎。小报一来，大家齐声欢呼，你抢我抢，就好像现在人们抢买“号外”一样。因为这种小报的新闻不是官方发布的，也不是新闻局长告诉记者的，所以难免不合当局的胃口，而要被查禁。
到了元朝，《邸报》中所记的范围渐渐宽了。王家着小了等社会新闻也出现了。再到明朝的时候，由于宦官汪直等的当政，为了怕他们的丑事外扬，曾经检查其中内容，禁止《邸报》的流传，这可说是邮电检查和新闻封锁的老祖宗了！ 到了明朝崇侦皇帝十一年，一件重大的改变发生了，《邸报》不再用手写了，《邸报》进了排字房，开始用活字板排印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改变，这一年是一六三八年，距离今天，报纸进排字房，足足有三百四十年了。
清朝初年，有一家纸店叫“荣禄堂”，店里的老板跟政府的要员有点关系，通过要员，把传出来的消息印成（京报）。这些京报在京城里，并不觉得稀奇，可是一带到西北各省去，销路就非常好。因为有利可图，于是，所谓“报房”纷纷成立了，就是今天的报馆或报社。当时的报纸不是一张或几张大纸，而是一本像杂志一样的书。长九英寸、宽三英寸半，封面黄色，最多有十九页，最少也有五六页，用的是竹纸或毛太纸，木刻活体字排印，很不清楚。 （京报）的内容，可分三大部分：
一、“宫门钞”——抄皇宫里头的消息。
二、“上谕”——皇帝的命令和告示。
三、“奏折”——大臣向皇帝说的话、报的告。
这些材料，一到报纸编辑的手里，就按照次序，一条条排将起来。报纸的编排很单调，没有标题，你一定得全部看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偷懒是不行的。 出报的时间是每天黄昏或晚上，所以等于是晚报。这种晚报在京师当天虽可以看到，但是外省就麻烦了，比如说浙江，可能三四个月后才能转到，那时候，“新闻”可能早已变成“旧闻”了。；在清朝文宗咸丰元年（一八五一），一个有心人名叫张带的，看到（京报）内容既简陋，流传得又馒，卖得不但贵而且不容易买。于是，上书给皇帝，请政府来办报，结果被皇帝狠狠的骂了一顿，说这种意见“可笑之至”！
现在看来，真正“可笑之至”的，不是张带，而是西太后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能怪咸丰皇帝，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这种观念。 过了八年（一八五九），又一个有心人出来了，他的名字叫洪仁歼，他是太平天国的军师。他向天王洪秀全献了一部（资政新篇》，其中有一部分劝天王设立“新闻馆”，并在各省任命品行好的人做“新闻官”，职务要独立，别的官儿不能管他。他这个建议，很有眼光，他所以有这种眼光，乃是因为在他家里有几个洋鬼子传教士替他打派司。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很觉得没面子，连小日本都打不过。大家研究打不过的原因是：中国太落伍了，在新世界中完全跟不上时代。要跟得上时代的法子，一定要宣传新思想，工具就是办报。在当时，北京维新派官绅像文廷式等，办了一家“强学会书局”，出版了一种《中外纪闻》的报纸，也叫做《中外公报）。这份报纸的最早赞助人，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第一任想当皇帝的大总统袁世凯，他捐了五百块钱做基金。五百块钱在那时候，没有能力买印刷机，所以报纸是用木板刻的，每天出一张，内容以社论为主，新闻反倒次要。主持这个报纸的实际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这个报，可说是有史以来，中国民间的第一份像样的报。
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订报的观念。所以这份仲外纪闻》，也不敢公开发行。它印了三千份，拜托并且买通送惊报》的报憧，每天随着（京报》，“分送诸官宅”。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