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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
“是啊，你说得对。应该帮助伏尔加格勒的同志们把这件事搞清楚。那里可能会留下痕迹。”
“我们给普罗霍罗夫写个话传电话，通过专线立刻发出去。现在几点了？”罗巴诺夫看了看表，“十八点十五分。那里还营业。”
电话响了。罗巴诺夫急忙摘下话筒。
“喂？”
“是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吗？”
“我是。”
“打搅了，我是报社的乌尔曼斯基。可以去看看您吗？”
“我正忙着呢，乌尔曼斯基同志。过一两个小时好吗？”罗巴诺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谢尔盖。谢尔盖笑着说：“让他直接去旅馆。代我向他问好。”
接着他们又查阅了一摞摞文件，回忆细节，讨论罪犯所犯罪行中的每一件事，仔细研究数不清的审讯记录，一字一板地高声宣读其中的个别地方，逐字逐句地加以缜密思考。“你明白吗，”谢尔盖说，“材料不足是挺糟糕的，根本没有材料更糟糕。我认为，材料太多是最糟糕的。这样非常容易走偏。只要一走偏，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你知道。”“古怪想法，对吧？”
罗巴诺夫笑了笑。
“古怪想法加事实，是出于对所选择的道路真诚不贰的信赖。”“从理论上讲，你也许是对的，不过在当前情况下……请你注意。一切线索都与谢苗诺夫有牵连。”
“目前倒不是一切线索都与他有牵连。比如安眠药的事，还没有弄清楚。我倒是对他妹妹很感兴趣。”
“是啊。我们可以向他证明他的诈骗行为吗？可以。既然科洛斯科夫已经认出了他，那么别的人也会把他认出来的。然后是那些身份证。其中一个身份证他肯定拿过。”
“受过诈骗之苦的人提供出犯罪分子的哪些特征了吗？”
他们重又精心研究厚厚的一摞摞文件，大声地念审讯记录，并争论起来：“像是谢苗诺夫。”
“不完全。”
“我说他像！你想要什么？让那些吓坏了、吓傻了的人们给你提供绝对准确的特征吗？连面颊上的痣也包括在内吗？”
“顺便说一句，谢苗诺夫的痣在耳朵后边。”
“对，对。你想叫人都去看他耳朵后边吗？你听听这个沃尔科夫报告了些什么吧……”
于是，罗巴诺夫又一字一板地、着重地读着审讯记录。
“对了，还有一件事，”谢尔盖忽然想起来，“应该搞到谢苗诺夫的笔迹样本，跟那封信的笔迹做个对比……”
“哪封信？哦，是写给戈尔利娜的那封信吗？”
“正是。听我说！邮局里那封电报没收了吗？”
“那还用说！”
“我们动手把电报和信做个比较。说干就干。哪怕现在大致相近也好。”
“哎，真有你的！信是写给戈尔利娜的，而电报是她拍的。”
“不管怎样，还是要对比一下。”
罗巴诺夫耸了耸肩，老大不情愿地在厚厚的一摞文件里翻寻着。终于找到了：一张揉皱的小纸片上仓促地写着：“来吧，应该谈一谈，这是最后一次。”还有一张电报用纸。
谢尔盖和罗巴诺夫俯身去看摊在桌子上的信和电报。过了一会儿，罗巴诺夫抬起头来。
“哎，我跟你说，弄得简直都头晕脑涨了。这肯定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明天送去做笔迹鉴定。鬼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谢尔盖疑惑地看了朋友一眼，“我们大概是累了吧，啊？”
在办公室里出现的一刹那凝重的沉静中，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
罗巴诺夫急忙拿起话筒。
“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他听出是乌尔曼斯基的声音，“我已经到旅馆了，可是你们……都八点多了。”
“我们就去。”罗巴诺夫回答说。
他们下楼时说定，不再谈论工作，够了，他们的确累了。那么他们最新的一个发现也许只是他们杜撰的？但这一切都放到明天吧。
大街上又黑又冷，砭骨的寒风一阵阵吹来，把刺人的冰碴子打在脸上。
但他们依然决定步行去旅馆。任风去吹吧。况且必须改换一下，干点别的什么，哪怕去跟寒风抗争，看看微不足道的街景，甚至就是步行也好。他们两人吸完了烟，立刻如饥似渴地呼吸寒冷的新鲜空气。
他们步履匆匆，一言不发，超过了前面的行人。
快走到旅馆时，罗巴诺夫凑近谢尔盖，用盖过呼啸的风声的嗓门喊道：“我忘了问你，列娜怎么样？”
“还好。正在排演。”
“那么一切正常喽？”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就好打听，”他笑了笑，暗自思忖道，“他大概还记着办‘黑娥’案件时发生的那桩帽子事件。”
他们走进旅馆前厅，有点气喘吁吁，脸冻得发红，一眼便看见了乌尔曼斯基。
年轻记者穿着大衣，没有系扣，在沙发椅之间悠然漫步，放下护耳的皮帽子推到了后脑勺，一只手里拿着带有“航空”字样的带拉链的精美皮夹子。
乌尔曼斯基眼很尖，看见他们走进来，便一边满面笑容地朝他们走去，一边大大咧咧地挥动着皮夹子。
他们三人来到房间，谢尔盖轻轻把门关上，这时乌尔曼斯基不无得意地宣布说：“总算把您请来了，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为了对您的光临聊表庆贺，”
他从大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瓶酒，“我希望，您不会反对吧？”
“记者都是很机灵的，”谢尔盖笑了，“怎么会反对呢？”“特别是我们的记者，不得了，”罗巴诺夫滑头地看了乌尔曼斯基一眼，插话说，“可是他们行动起来一向……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带有潜台词，对吗？”
乌尔曼斯基哈哈一笑，算作回答。
“真有您的，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您否定了人的无私的内心感情。”
“好了，”谢尔盖出面干预道，“俗话说，既然酒打开了，那就把它干了。关于这个潜台词吗，”他使了个眼色，“我们也有。”罗巴诺夫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忧虑起来。他注意地四下里看了看，稍微掀开桌布，往桌子底下瞧了瞧，拉开遮挡着床和床头柜的帷帐，把那里所有的东西都仔细检查了一遍。“你找什么？”谢尔盖用毫无恶意的口吻问道。“正如《危险来临》中水手长普里霍季科所说的：‘这种事既然发生了，那就干脆把最后一根黄瓜也切开。’有一个黑色小手提箱交给你保管……”
“啊—啊，我把它交给旅馆行政管理处了。我想这是过去的房客忘在这里的。”
“你真的交了？！”罗巴诺夫表情生动地、惊恐地问道，“怎么，你的嗅觉衰退了？”
“我又不是警犬，我要嗅觉干什么？”
“作战嗅觉。完了，老兄。你不中用了。好在你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
他表示抗议地嗅了一阵，好像被什么无形的磁铁吸住了似的，走遍了房间的犄角旮旯，然后走到谢尔盖跟前，严厉地要求道：“哎，你吸一口气。”
并表示同情地摇了摇头，最后急速地跑到过厅，消失了。
乌尔曼斯基哈哈大笑，倒在了长沙发上。
过了片刻，罗巴诺夫提着小手提箱来到房间。他洋洋得意地把小手提箱往桌子上一放，声明说：“我在机场就告诉过你，预先定出两个接待方案：在我家里和在这里。由于你的任性，由于技术原因耽搁了一昼夜……”
他那满是雀斑的圆脸上不禁掠过一丝阴影。谢尔盖皱了皱眉头。
“什么原因啊？”乌尔曼斯基好奇地问。
“我们不是在美国，”谢尔盖尖锐地说，“这里没有什么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他改变了口吻，重复说：“酒打开了，索兴把它干了。”
他们三人很快围桌而坐。
“哎，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位姑娘的情况怎么样？”谢尔盖问乌尔曼斯基。
“哦！”乌尔曼斯基懊恼地把手一摆，“您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找到她！”
“‘找到’是什么意思？”谢尔盖感到惊诧。
“是这么回事。她当时说什么都不肯让我送她。我好容易才问出她叔叔的电话。我今天一打电话，结果是一个什么单位。她大概搞混了。”他转向罗巴诺夫说：“您最好帮帮忙，亚历山大·马特韦耶维奇。”
“没问题。她叫什么名字，姓什么？”
“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叫玛丽娜。”
“嗯。少了点儿。”
“玛丽娜……”谢尔盖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我今天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名字……”
罗巴诺夫故作冷淡地回答说：“伏尔加格勒的玛丽娜·伊万诺娃。”
“对了。”
“我一定能找到她，你们等着瞧吧。”乌尔曼斯基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
“祝您成功，”谢尔盖微微一笑，“假如找到了，您可得和我们共同分享欢乐。”
“嗬，您还想要抢功，”乌尔曼斯基带着从不知失败为何物的人的自信使了个眼色。
谈话不知不觉转到乌尔曼斯基身上。
“您现在在写什么呢？”罗巴诺夫问。
“我打算写一篇特写，关于一位战争英雄。他就住在我们市里。要知道，我找到他可费了劲了。一个不合群的老头儿。他什么都不肯讲。”
“他姓什么？”
“费奥多罗夫。”
“写写吧，写写吧，”罗巴诺夫给他打气说，“这比写骗子好多了。”
“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也应该写。当然，要把握好尺度，”乌尔曼斯基笑了，“不要引起不良的关注。”
客人们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刚刚来到局里，罗巴诺夫便打来了电话，急切地问：“你已经到了？”
“是的。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