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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地安门内的一个小胡同里，在一个油漆剥落的小门楼前他站住了脚。望望门槛上一块小砖头好好地紧挨在门框边，他脸上浮过一丝不容易看出的微笑，这才掏出烧饼几口吞了进去。
走进里院的南屋时，他扬着帽子摇摆着脑袋喊了一句：“嘿，三缺一净等我啦？”一霎间，他多么像个浪荡公子啊。
一个约莫三四十岁衰弱而瘦削的女同志，看他来了，首先站起身来紧握住他的手，眼睛瞅着他，发着细小的声音：“同志，来晚了。我们以为你出事了呢！”
“刘大姐，不会的。”他看看大姐，又向摆好麻将牌的八仙桌上一扫，坐在桌旁的另外三个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也全看着他含着笑意点点头。那个女的很年轻，穿着华丽的衣服，她站起身来让他坐在她的位子上，点头笑笑就走出去了。
一阵哗啦啦的牌声响过，他看着另外的三个同志轻轻地说：“没有什么——开始吧。”
区委书记是个二十五六岁、戴着眼镜、名叫戴愉的同志，也就是在“三一八”集会时最初讲话的那个人，他有着一双金鱼样的鼓眼睛。
他严肃地宣布：“现在会议开始。”
首先，他们讨论起“五一”国际劳动节怎样举行纪念的办法。这个议题还没有讨论完，戴愉瞅着卢嘉川，忽然神色凛然地说：“冯森同志［冯森，即卢嘉川的化名——原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今天我提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革命高潮日渐迫近，我们不去准备大规模的行动，——武装群众、组织罢课、罢操、罢市，扩大宣传我们党的胜利，扩大吸收党员，反而只会去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讲理论、乱谈思想，…
…要知道，这些中间分子是极不可靠的，是极端动摇的，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说到这里他把眼镜一摘，使劲把牌弄得哗哗乱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冯森的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听说他还向一个反动大学生的老婆——她叫林道静，对么？——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我也很不同意冯森同志这样做法。“
刘大姐低着头谁也不看，手里的几张麻将牌单调地发着细微的磨擦声。另外那个微胖的黄脸的男同志吴方也是默不出声。卢嘉川目不转睛地望着戴愉，柔和的眼色始终没有离开他明亮的眼睛。他静听着戴愉的讲话，当讲话停止的一霎间，他的脸色才变得严肃面冷峻。
“戴愉同志，”他慢慢说道，“你的发言，我看有点过左了吧？这是不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呢？这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也会导致革命失败的！也会脱离群众的！群众普遍要求抗日，我们党就应当首先注意群众的要求……”他的脸孔抽搐了一下，一种深深的痛苦使得他的脸色苍白起来，声音越发低沉了，“至于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宣传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首先就叫我们闹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就说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甚至中产阶级的左翼都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记住！戴愉同志，你和我也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呀！”
关于林道静，他没有进行任何辩白，因为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
“什么？”戴愉的黄脸涨红了，“你这是机会主义的理论！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吗？那太可怕啦！”他喘了口气，眼球在眼镜后面迅急地转了几转，又说了一篇道理，来反对卢嘉川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细致的耐心的教育工作。他滔滔地说着，好像忘了是在白区残酷的环境中，忘了应当珍惜时间和解决问题。
卢嘉川终于忍不住了，他把牌一推，霍地站起身来，轻轻喊了一声：“戴愉同志，请你停一停！听我谈点意见行不行？”他用力把手一挥，仍又坐了下来，然后竭力把声音放和缓，“我同意你的某些意见，上级党布置给我们吸收党员的任务，我们应当坚决去执行。但是根据目前形势，哪能一下子吸收那么多呢？自从宪兵三团一来，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蒋介石在德、意法西斯帮助下训练了大批的特务警犬正向我们进攻，现在人心惶惶，外围组织也几乎都被破坏；剩下的，情绪不安，也很难发展。这时，我认为党应当根据情况稳健一点，尽量保存一点力量，不要过分孤立地暴露自己。可是‘三一八’纪念，我们又损失了不少同志。”
“不，冯森同志，”戴愉又打断了卢嘉川的话，“情况紧张是暂时的，可是胜利的形势却在鼓舞我们每个革命者奋勇前进。……难道可以因为害怕牺牲而停滞不前么？……”
“戴愉同志，停一停！让我说两句。”刘大姐忍耐不住了：她苍白的有着细碎皱纹的瘦脸激动得绯红，微微气喘地打断了戴愉的话，“同志，你不要只搬教条嘛。冯森的看法是值得考虑的。”她把麻将牌往戴愉和呆着不动的吴方跟前一推，用坚定的口气对准了戴愉，“我基本上是同意冯森的意见的。戴愉同志只是搬教条，不大了解实际的情况。好久以来我就有了和冯森一样的苦闷，好久以来我们就都感觉出来：我们党的领导虽然克服了‘立三路线’的盲动、冒险，但现在的路线是否仍然不大妥当呢？人民热烈要求抗日救国，可是咱们提出的口号常常过高，常常除了少数积极分子以外，使广大群众不能接受。所以我常常在想…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低得听不出来了。她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有说出来。
四个人都沉默着。连易激动的戴愉也不出声了。只有断续的麻将牌发着单调的声响。后来仍是刘大姐向三个男同志望了一眼，低声说：“戴愉，就说你反对冯森接近的那个女孩子吧，我知道她，了解一点她的情况。这是个在旧社会里挣扎过，渴望着党的援救的积极分子。我们应当帮助她、培养她。冯森这样做我认为是对的。”
“那也要看情况。”一直很少说话的另一个男同志吴方说话了，“那个姓林的女人既然肯嫁一个反动的大学生，那么，她的思想可见很成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重要的。所以，我也要警告冯森，你接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特别警惕，我们是宁左勿右。”
“对，宁左勿右！”戴愉赶快插了一句。
卢嘉川抚弄着麻将牌，安详地轻轻摇头：“宁左勿右？不，我却认为不应当这样提。马列主义要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党的事业。当然，同志们的意见我应当警惕。如果没有别的重要事情，我提议还是来讨论纪念‘五一’的问题。”
“对，谈纪念‘五一’吧！”吴方睁亮眼睛说，“关于是左倾还是右倾，目前，我们几个人很难做出什么结论。反正作为党员，我们尽量执行上级党的决议就是了。”
穿着华丽服装的那个女同志走了进来，对四个人望望，轻轻说了句：“没什么，你们谈吧。”就又出去了。
戴愉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谈，但他忍耐住了：“好吧，这个问题留着下次再谈。”
会议内容转到纪念“五一”上。照戴愉的意见，党、共青团和社联、左联等赤色群众团体，必须发动他们全体成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卢嘉川沉思有顷，抬起头来看着戴愉说：“前几天李大钊同志的出殡游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北京地下党曾为牺牲了六年的李大钊同志举行过一次出殡游行——原注］，我们已经又被捕许多同志。现在，情况很严重，‘五一’这个纪念日，无疑的，敌人是会更加严密戒备的。希望你和市委好好反映一下，恐怕……”
“真是白色恐怖观念！”不等卢嘉川说完，戴愉把眼镜猛地一摘，皱紧了眉头，“冯森，你要消极怠工吗？……这是党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对这样任务的任何怀疑全是一种可耻的动摇！”他掏出手绢抹抹嘴角，然后把麻将牌一推，其他三个人也随着一推，一阵牌声代替了许多的话语。等牌声静下来，卢嘉川苍白的面色才转过红色来。他看着戴愉的金鱼眼睛，仍然慢慢地说：“戴愉同志，一切不成问题！组织决定我做任何工作，我是不会讲价钱的。但是应当允许我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也许我看错了，也许我估计得完全不正确，可是你应当冷静地看看我是不是那种胆小怕死的怯懦者。……”他低下头来不能说下去了。
“我们就照着市委的布置坚决执行去，能发动多少人算多少人好了。”吴方刚说完，刘大姐露着焦虑的神色说：“发动人是对的，但是发动之后就把他们送进了牢狱，这总是一个问题呀！”
沉默，一阵无声的争辩持续在人们的炽热的眼睛里。最后戴愉冷静下来，说道：“好吧，如果冯森你们不反对大规模游行，那么，‘五一’那天，我们发动赤色群众都到天桥集合。具体行动有人会临时通知你们的。”
会开到这里就散了。
几个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服装华丽的女同志到大门外望了望，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走进来对几个同志亲切地笑笑。戴愉和吴方先走了出去；接着刘大姐伴着卢嘉川也向门外走着。他们默默地走到门过道里，在初月的薄明中，刘大姐站住脚，用力握住卢嘉川的手，声音又低又慢：“小冯，不必难过。党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五一’要提高警惕呵，不过还要尽量多发动群众。”
卢嘉川低着头，半晌没有出声。当他抬起头来看着大姐的时候，他的眼睛有点儿发红。
“大姐，亲爱的好同志，谢谢你！”他用力握住她瘦削的手指，只有这样的一握才表明了他内心的激动，“大姐，不必担心我。我想，在一个党员热望为党贡献一切的崇高理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