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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珍心情良好地走进家门，陈道生已经数完了手中最后的块票和毛票，而且摞得整整齐齐的几小堆，像是等待检阅的队伍，开服装店的时候，看起来每天有一两百甚至三四百营业额，可扣除房租水电各种税费卫生费，还有一些卖不掉又退不回厂的货，从来就没尝过赚钱的滋味，除了有两个月略有赢余，一个月持平，其余十三个多月都是亏损，倾家荡产东挪西借一万二千块钱开的店，关门时只剩六千块钱不到的货。那种数百元大钞的手势就像银行里的营业员数的都是别人的钱，有所不同的是，他每天都似乎数不准，而且是越数越少。陈道生指望从服装店里翻身就如同人陷在沼泽里往上跳，越跳陷得越深，越跳离灭亡越近。陈道生现在总算想通了，正如钱家珍说的，他就是蹬三轮做小买卖的料，做小买卖也许还能活下去，想跳龙门只能跳进油锅。现在有了这一堆实实在在的块票毛票支撑着他的信心，全身上下如行云流水一样的舒展。开张第一天，一百五十串糖葫芦，每串两毛，成本仔细测算是八分钱，每串挣一毛二，总共挣了十八块钱，扣除被小乞丐拿走的一串和自己吃的一串，再扣除罚款的五毛钱。他今天总共净赚了十七块一毛钱，而且既不要交税，又不花大本钱，一点风险都没有。虽然靠这些钱还三十万很难，但大生意是从小生意做起的，刘思昌当年不就是倒塑料盆的，不过眼下拿刘思昌类比，心里还是有点别扭，但陈道生好像从哪份报纸上看过，香港巨富李嘉诚也是从送塑料花起家的，要是以此类推的话，往后的前景还真说不准。
陈道生对着一堆块票毛票借题发挥了一通，本来就心情良好的钱家珍喜出望外，在瞎子瞎话的鼓舞下，她觉得陈道生说的句句是真理，未来的幸福生活就摊开在这开裂的堆着小票子的桌上，她神采飞扬而又盲目乐观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跟你受了这么多年罪，往后说不准就真的能过上好日子，就像打麻将，牌背得太久了，总要和一个清一色的，你陈道生要有好运，那也是我带给你的，今天找瑶海的瞎子算过命了，他说我是‘姨太太的命，稻草婆的运’，命好就能转运。”
陈道生被钱家珍近乎痴心妄想的一番话煽动得热血沸腾，就像吸了白粉一样飘飘欲仙，可听了钱家珍的最后一句话后，他又像是被人从脑后面突然打了一闷棍，脸色铁青：“姨太太是给人家做小的，你跟我就是过稻草婆的日子，除非改嫁，哪有什么好命？瞎子瞎说！”
钱家珍突然悟了过来，她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桌上的钱一点温度都没有，屋内漫起越来越浓的黑暗，陈道生和钱家珍坐在黑暗中沉默，谁都没心思做晚饭。
屋外的天空很冷，天一黑，风就大起来了。
7
陈道生每天带二百串糖葫芦出门，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终于摸出了卖糖葫芦的规律，严管街的商场门口绝对不能卖，一逮到就要罚款，但可以在严管街拐弯的第一个巷口卖，那是去严管街的必经之路，客流量比较大，隐蔽性比较强，管得也比较松，属于战略上的薄弱地带，如果遇到大检查或来了什么上级领导的时候，市容管理的人就会增加，那么推着车叫卖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一看二慢三快，先看是不是有市容的人出现在附近，然后慢慢地靠近客流量多的大街拐弯处的巷口，如果发现市容的人来了，要立即骑上车飞快地离开，一般对于这种游动摊点，跑了后市容的人也不会追的，这像打仗一样，很惊险，很刺激，陈道生甚至想到了这就是毛主席讲的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追我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陈道生觉得这很有趣，两个月来，陈道生除了第一天被罚五毛，此后也只被抓到过一次，他什么话也没说，乖乖地掏了五毛钱。
在大街上不能久留是因为还要抓住两个时间段，一是上午十一点半，二是下午四点半，这两个时间正好学生放学，所以务必提前十五分钟赶到一所小学门口，放学的铃声一响，学校的大铁门一开，小学生们一拥而上，糖葫芦一眨眼工夫就抢光了，要是遇上时间充裕，下午骑飞车赶回去再取些货去卖，最多的一天陈道生曾卖出过三百一十串。这里面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不能去中学门口卖，中学生总有一种已经长大的念头，无论男女生，虽然想吃，但都不愿在大庭广众下买，他们一般是在快到人迹罕至的巷子里才会悄悄地买上一两串，然后迅速离开。二是不能在固定的小学门口叫卖，叫卖久了，学校会出来干涉，说影响学校的周边环境，甚至指责陈道生扰乱了教学秩序，陈道生曾跟校方辩论过，“我又没到你教室里卖，怎么扰乱你教学秩序了，我看你们像林彪四人帮，就会给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校方不理睬，然后会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要他出示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陈道生傻眼了，口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被一个朋友骗了三十万，又没钱做大生意，做点小买卖慢慢还债，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清，一脸苦相，一腔的悲惨，警察们将信将疑，陈道生就说，“你要是不相信，就到三圣街去调查。我以前也是堂堂国营厂的正式工，还当过市里的劳模。”校方和警方看陈道生神情凄惶言辞恳切，就不再追究，说，“去吧，去吧！以后注意点！”没罚款，陈道生千恩万谢，推着车跑了。所以在小学门口叫卖，适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市几百所小学，就算在附近十里路范围内轮一遍也要好几个月，过一段时间再来，也就不再扎眼了，也没人过问了。
陈道生的手开裂了，风吹着的裂口里渗出细微的血丝，站在寒风如刀的风口里，陈道生的脸红一阵，黄一阵，陈道生刚出门时脸被风一吹，血往外涌，两边红了，到了下午，脸已被风吹麻木了，血在皮下也凝固不动了，脸上就呈现出蜡黄色，陈道生戴着当初店里卖不掉的棉帽，又厚又肥，丑陋而暖和，棉帽将头和两耳裹得严严实实，脸部实际上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像是从黑糊糊的帽子里抠出来的一块烧饼。陈道生在冷得腿直打哆嗦的时候，他就想起晚上回家坐在灯光下数块票毛票的动人情景，他的手指在数票子的过程中轻快如飞，想到这，他就不冷了，腿也不打颤了。真是奇怪，原来人怕冷并不是因为缺少棉袄棉裤……
陈道生站在风口等小学生放学的那天下午，钱家珍在齐小云家打牌，前一次在牌桌上慷慨输钱的大人物郭文达又来了，他们团结在牌桌上开始了战斗。齐小云丈夫高正山在粤风酒楼当厨师，一次郭文达去吃饭，饭后要找大厨，店老板叫来高正山，郭文达说你的菜做得比我在广州吃的粤菜还要正宗，随手就抽出一百块钱塞给高正山，高正山不敢接，郭文达说这是小费，我们在台北、香港吃饭付小费是很正常的，不要就是不给面子了，高正山在店老板的认可下很为难地收下小费，郭文达此后常来吃饭，一来二去就熟了，高正山非常崇拜这位梳着背头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的大人物，那风度，那神气太让人着迷。更让高正山蓬荜生辉的是郭文达在一个晚上突然造访他家，而且还送给他一个液化气电子打火机，高正山在惊喜激动之余问郭文达怎么知道他家住址的，郭文达笑着说，“不要说找你家在哪里，就是找你们市长在哪里，沿海对台导弹布置在哪里，我马上就可以报出来。”高正山有些紧张起来了，光荣的情绪马上变成了恐惧，“你是台湾特务？”郭文达笑了，“我是有二十六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国防大学毕业的，怎么能当国民党特务呢。”然后他神秘地小声对高正山两口子说，“我是中共中央情报部和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千万不能对外讲一个字，泄密出去那可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郭文达说他正在执行中央的一项特殊使命，在双河要待一段日子，他不能跟官方有任何接触，只能跟老百姓交交朋友，此后郭文达常来陪齐小云高正山打牌，每打必输，输得很轻松，输的好像钱不是钱而是路上捡的一叠无用的草稿纸。钱家珍也赢过郭文达的钱，对他的身份很好奇，齐小云没敢告诉钱家珍这位五十多岁男人的真实身份，只是说他是“大人物”。
这天下午，钱家珍牌运比命运还要差，黄昏时分将口袋里的四十多块全输光了，大人物郭文达掏出两百块钱扔给钱家珍，“算我借给你捞本。”钱家珍说，“再输了，我可还不起的呀！”大人物开玩笑说，“还不起就拿你抵债，像《白毛女》里的喜儿那样。”齐小云说，“你要是能抵给大人物，那就享大福了。”钱家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哪有人家喜儿长得漂亮呢？”高正山说，“钱家珍年轻时候长得才漂亮呢，那时候厂里的小伙子见了她都走不动路。”郭文达说，“女人三十一枝花，像钱女士这样三十多岁的女人正是风情万种的年龄，我看挺漂亮的。”大人物郭文达把钱家珍年龄减去了十岁，而且这么有风度又有钱的男人如此夸赞她，钱家珍心里像是喝下老母鸡汤一样舒服，她的脸微微地红了，牌也越打越差，很快二百块钱又输光了。天黑了，高正山一看表，说酒店上客了，要迟到了，说着拔腿就走了。 郭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