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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户债主，挨家挨户上门道歉最少要花一天时间，眼见着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屋里灯火大亮，菜都端到桌上了，陈道生就站到院子里将每家的人召在一起先散一圈香烟，然后开始集中检讨道歉，“我对不住你们，没有钱要有言，过年了，给大伙赔个不是，只要我活着，钱迟早是要还的。”大家见陈道生如此谦恭诚恳，心里即使有些不快，也早就烟消云散了，伸手不打送上门的脸，又是除夕之夜，大过年的，几乎没人跟陈道生计较，甚至还有人说了几句来年大发财的祝福送给陈道生。
陈道生发现过年的时候，所有的人脾气都很好，人又热情又温和，欠了这么多债，没遇到任何一个像黄世仁那样的人，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陈道生在回76号院的路上想，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
走进院子里，三圣街街道办的包主任带着两个年轻人在等陈道生，他们给陈道生送来了三十斤大米、五斤油、一件军黄棉大衣，还有一百块钱，包主任拉住陈道生的手说，“本来市里、区里领导要来看望你的，听说你一直要忙到年三十晚上才能收摊，所以就委托我们街道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给你。”陈道生看着摞在桌上的一堆温暖，有些意外，“我一点都不知道呀，送这么多东西？”包主任和工作人员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说了一些困难是暂时的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就一定能度过一切难关之类的行话，基层干部包主任不可能有多高水平，所以说话大部分只能按报纸文件上的说，自己发挥的那一小部分说得不恰当就很正常了，“三圣街特困户是经过民主评议评出来的，那天来征求意见时，你不在，大家一致推选你当特困户，就连被机器轧断一只胳膊的李国林都没当上特困。”这话听起来很别扭，好像当特困户很光荣一样，就像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一样杀出重围击败无数对手才当选的，而他竞选胜利的砝码是女儿坐牢、被骗三十万、夫妻下岗，没有一件让人体面。陈道生心里憋屈，嘴里却表示了衷心感谢，院子里的人也很感动，纷纷握着包主任的手对党和政府表示了感谢，时辰已经不早了，城市里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响起了鞭炮声，暗蓝色的天空划过一道道美丽而短暂的烟花，街道办的同志们在握了许多只沾满油腻的手后，回家吃年夜饭去了。
街道办的人走后，大家也都回各自屋里准备守岁，这时有人发现陈道生家厨房里悄无声息，钱家珍也不见人影。王奎问，“都在忙过年，钱家珍呢？”陈道生很平静地说，“去无锡她表姐家过年了，那边条件要好一些。”阿宝问，“你怎么不一起去呢？哪有两口子过年分开的？”陈道生说过年生意好，想多挣些钱就没跟着一起去，大家谴责了一气钱家珍，然后就拉着陈道生到自己家过年，陈道生说自己家有鱼有肉，马上就做，因为双河的风俗是孤寡五保户才能去别人家过年，那是很不吉利的。陈道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孤寡行列了，但他不能说，他不想让钱家珍跟他离婚的事败坏院子里年夜饭的胃口。
按说陈道生这个除夕之夜应该是极其孤寂而悲凉的，甚至应该是泪流满面才是，应该是独自啜泣食不甘味难以下咽才是，陈道生先前也对这个夜晚充满了拒绝和恐惧，他怕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受不了那种妻离子散的打击，可人真是不可思议的动物，尤其像陈道生这样不到半年时间经历过油煎火烤出生入死的人，还真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是麻木，而是刀枪不入了，跟阎王爷拉过手的人是不怕人世间带血刺刀的。陈道生做了一个萝卜烧肉，一碗红烧鱼，一碟蒸香肠，一盘花生米，一盆豆腐汤，四菜一汤端上桌，又从碗橱里摸出大半瓶火烧刀子酒，先倒了一杯朝着新疆的方向洒到地上，再倒一杯，不知道钱家珍去哪儿了，他就沿着她出门的方向洒过去，这样一家人等于就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了，他觉得女儿好像去参军了，钱家珍真的就去了表姐家走亲戚，这种感觉让陈道生心里很稳定，吃着鱼肉，又将大半瓶酒独自倒进胃里，全身上下真是热血沸腾，自打家里出事后，就没心思喝过酒，也没吃过一顿好饭，这是他这几个月来吃得最痛快最舒服的一顿饭，是自己做的，突然他就不知不觉地哼起了《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吃完饭，院子里热闹了起来，酒足饭饱的男人们串门，拿了压岁钱的小孩在院子里放烟花，女人们在厨房里将碗筷洗涮得哗哗啦啦声音很夸张，所有的门都敞开着，陈道生跟大家一起抽烟喝茶聊天，说的都是一些温暖的话，没人提钱家珍，也没人提陈家倒霉的事情，电视上春节晚会开始了，陈道生在洪阿宝家里看彩电，看到姜昆说完相声的时候，他回屋里睡觉去了。
这一夜，陈道生睡了这大半年最舒服最踏实最香甜的一觉，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年了。
5
陈道生大年初一上午熬糖稀做糖葫芦，吃了午饭就推着车出门了。
在这座城市里，陈道生没什么亲戚，也没什么朋友，父亲当年是从苏北讨饭过来的，母亲也是乡下的，双亲过世后，跟娘家亲戚也少有联系，穷人没时间交朋友也交不起朋友，最好的朋友刘思昌都已经逃到国外去了，也不知他新年的日子里是否还记起了陈道生和那一箱子钞票，钱家珍去了哪儿并不重要，反正不离婚跟离婚也差不了多少，日子过得比两个陌生人还要糟糕，陌生人还讲个情面，他们之间不仅没有利益，连情面也早就没有了，女儿年前来过信说在那边过得很好，没干几天种草的活，就被抽到“新岸艺术团”做了演员，又唱歌又跳舞，年底到其他劳改农场慰问，还给她们吃炖羊肉，信中的小莉在风沙弥漫的戈壁里圆了自己的艺术美梦。大年初一早上，陈道生很容易对他生命中的关键事件和重点人物进行适当的想象和回忆，而想象和回忆就像是辣椒酱，不沾它没味，一沾它又辣得满脸是汗，所以陈道生也没怎么多想，大约也就是两支烟的工夫，早上起来后炸了一挂鞭炮，听了一会收音机。丢下饭碗就开始做糖葫芦。
钱家珍年初五晚上回了一趟76号大院，大院里的男女们见了面都还客气地跟她打招呼，尽管人们对钱家珍有看法，但大过年的，每个人都变得特别宽容，“去无锡表姐家过年了？”钱家珍说，“没有，过年我在加班，工作特别忙。”有人问，“你有工作了？道生没说呀！”钱家珍说，“我的工作不能对外说，是国家机密。”院子里人觉得钱家珍神经有毛病了，就不再接话。钱家珍穿着花红柳绿的，眉毛描得很黑，而嘴上又涂了太多的口红，像是刚喝过血一样，胡连河女人韦秀兰拉了拉孙大强的袖子，“你看，我说得没错吧，活脱脱一个婊子模样。”胡连河虎着脸说，“你嚼舌头根子！”
钱家珍进屋后关了门，陈道生放下手头正在洗的山楂，没说话，点上一支烟默默地抽着，钱家珍从怀里掏出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手里拿着一支已经拧了帽的圆珠笔，“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债务我也不背，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就签字。”陈道生简单地看了几眼，然后接过笔很流利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最后一笔用力一顿，站得稳稳的，签名的感觉像是还了一笔债务一样轻松，他发现居然对一桩维持了二十年的婚姻一点留恋都没有，这让他心寒，为自己心寒。
第二天是年初六，上班的第一天。一大早八点钟，陈道生和钱家珍准点来到了民政局，陈道生是推着糖葫芦来的，他想办完手续后就去卖，下午他还想再卖一趟，现在一天两趟最少能卖三百串，一天有三四十的纯收入。见了钱家珍，他问昨晚在哪儿住的，钱家珍说在单位宿舍，陈道生说，“双河就这么大，你什么单位神鬼兮兮的？”钱家珍也没好声气，“叫你不要问你非要问，还像个男人吗？”俩人一肚子怨气走进民政局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互致新春问候，一听俩人是来离婚的，他们就抽出相互握着的手各就各位了，工作人员很怀疑地看着两个穿着尖锐对立的男女，看了离婚协议书，又例行公事地问了几句新年里最不该问的话，很无奈地直摇头。办手续不到二十分钟，二十年婚姻二十分钟就完了，两个绿本子的离婚证就像是刻满了婚姻失败的两块墓碑。
走出民政局大门，陈道生说，“我走了！”还没等到钱家珍回应，骑上车就去卖糖葫芦了，钱家珍看着陈道生远去的背影，身后盛开的糖葫芦很鲜艳，她驻足不到半分钟，掉过头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们办离婚手续的过程很简单，简单得有些枯燥，根本没出现那种依依不舍或旧情难忘的感人场面。穷人的婚姻不仅是朴素的，也是原始的，与浪漫毫无关系。
年初七一大早，陈道生去市二院血库卖血，抽血的大夫说不要血了，陈道生有些急了，“是不要血了，还是不要我的血了？”大夫戴着口罩依然很含糊地说，“不要就是不要，没什么可说的。”陈道生很失落地走出医院大门，他想是不是去其他医院看看呢，可其他医院又不认识人。这个早晨陈道生很郁闷。
于文英从乡下过年回来后，找到了陈道生，她给陈道生带了一包花生糖和半爿腌猪肝，陈道生给了于文英两串糖葫芦，于文英随口问，“婶子还没回来？”陈道生说，“离了。”于文英刚咬了一口糖葫芦，山楂卡在牙齿之间凝固不动了，来不及嚼咽下，她梗着脖子，“还真离了？”陈道生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绿色封面的“离婚证书”扔到桌上，“院子里还没人知道，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