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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珍向陈道生要了女儿的地址，她说要给女儿寄钱去，陈道生说，“小莉没出来前，不能把被骗三十万，还有离婚、服装店关门的事告诉她，地址也别要了，每次信里我都说你惦记着她呢，算我求你了，好不好？”钱家珍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钱还了多少了，陈道生说，“你还能记得这件事，我就心满意足了，总共还了两万七千多块钱，反正这三年来，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抽过一包好烟，两毛八一包烟，每天只抽半包，能省的钱都省下来还债了，你就安心过你的日子，我闯下的祸，我认了。”钱家珍不吱声，她坐在光线明亮布局混乱的房间里发愣。
陈道生临走时说，“你能不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要是厂里发买断的钱，我好通知你去拿。”钱家珍摇摇头说，“不行，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保密的。”
此后，凡是有临水小N87幢502室的货，陈道生总是自告奋勇地去送，每次去送货都是钱家珍接收，他一次都没看到过那个大人物，陈道生第三次去送货的时候对钱家珍说，“你要是有什么苦处不好说的话，我代你去报案。”钱家珍把脸一沉，“你是我什么人呀？瞎操心！”陈道生也不生气，他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说，“我总感到这屋里气味不对，我是怕你被骗了。”钱家珍跳起来说，“你才是骗子，我被你骗了二十年。”陈道生一听这话，没接话，很没趣地走了。
陈道生是第五次送货上门时被警方抓获的。
他扛着一箱子货爬到五楼很辛苦，他本来想进屋后问一问钱家珍，电子元件怎么这么重呢，累得他每次气都不够用。他敲门的时候，先是没反应，然后他就在屋外喊，“钱家珍，钱家珍，开门！”这一次门开了，他搬着箱子一进屋，只感到腿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人已经被按到了地上，地上有一些瓜子壳和香烟头，他听到头后面有人喊，“铐上，铐上！”
审讯室大同小异，而且陈道生已经不止来过一次了，所以他很镇定地面对着神色激动的警察，警察问他跟货主什么关系，陈道生说以前是夫妻关系，三年前离婚了，警察很兴奋，他们的兴奋使得语言和动作都凶狠了起来，先是拍响了桌子，然后又让他老实交代，陈道生说他是大昌公司送货的，货是广东发来的，就这么简单，他站起身想走，可手上戴上了手铐，于是陈道生就对警察说，“把铐子打开吧，你们抓错人了。”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不理他，他对身边的警察说，“快去，立即把大昌公司的老板抓起来！”
抓捕王大昌的警察回来了，说王大昌弟弟在广东建筑工地打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他去广东处理弟弟的后事了，警察赶去的时候，他刚上飞机走了。“货恰好也是从广东发过来的，对吧？这是一条狐狸！”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说。
主要嫌疑人郭文达和钱家珍在警察进屋前就已经逃走，供货的王大昌又去了广东，这个链条一断，陈道生就成了这个案件中至关重要的嫌犯。交锋了一晚上后，陈道生已经讲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他也明白了自己送的货原来是假币，警察告诉他，经他手送的假币就有三千二百万，陈道生听得头皮都炸了，三千二百万要买多少脑袋呀，钱家珍呀钱家珍，你怎么能干这种不要脑袋的买卖呢？他眼前猩红的灯光像是枪毙钱家珍喷射出的鲜血，湿漉漉的，心里的恐惧一阵阵地袭来。
王大昌是在广东弟弟的火化炉前被抓获，押解回双河后，审讯了三天，讲的情况与陈道生一样，大昌公司不过是全国联网的一家快件公司在双河的一个中转站，收货送货赚一点手续费，从外地发过来的货是无权开箱检查的。陈道生和王大昌当然是无罪的，他们是一同被放出来的，警察在送他们走出院子的时候，安慰性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当然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走在大街上清冷的阳光下，陈道生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们冤枉了我六天。”王大昌说，“六天算什么，有的冤案冤几十年呢，屈死在牢里的大有人在。不要泄气，回公司我请你喝酒，往后好好干，年底效益好，我给你加一百块钱工资。”陈道生说，“我不干了！”
陈道生在大昌公司干了三个月辞职了。
于文英没敢去76号大院找陈道生，那里人多嘴杂，她知道陈道生晚上会去秦大爷的杂货铺买烟，终于在第六天，她与买烟的陈道生似乎是不期而遇了。
站在漏风的巷子里，暗黄的灯光的阴影后面，于文英说，“那么倒霉，又被公安抓了一回，都是王大昌惹的。”陈道生说，“谁送谁都倒霉，与王大昌无关，倒霉的是把货送给了钱家珍，而且是假币。”于文英好事没办好，心里愧疚，不过今天她找陈道生是说另外一件事，“乇大昌要我辞了二院食堂的活，去他公司当会计，你说去不去呢？”陈道生不假思索地说，“帮着你男人做事是应该的。”看不见站在黑暗中的于文英是怎样的表情，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这显然不是她要的答案，“王大昌能吃苦，不坏，会挣钱，既然你都把他当作我男人了，那我也就认了，年底我就跟他结婚！”
陈道生站在离于文英不到一尺远的地方，他听到了于文英急促的呼吸。在经历短暂的沉默后，情绪混乱的陈道生说了一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是你叔叔辈的，能看到你过上好日子，心里也就踏实了。”于文英终于撕掉了由来已久的温柔，气急败坏地说，“你不就跟我爸当年一个车间的，谁规定你就是我叔叔了？你比王大昌还小一岁呢，我是你嫂子！”
于文英拔腿就跑，陈道生呆若木鸡地站在黑暗中，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嘴和舌头完全是多余的，说出的话全都像癌细胞一样。
于文英是在腊月二十六跟王大昌结婚的，她邀请了当年一个车间的同事参加了婚礼，没邀请陈道生，陈道生是自己去的，也出了五十块钱礼份子，婚礼在高正山的粤风海鲜楼举行，人很多，也很隆重，穿着一身洁白婚纱的于文英从“奥迪”轿车里走下来挽着西装革履的王大昌的袖子，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走进酒楼的大厅，大厅里音乐声四起，《婚礼进行曲》像水一样漫过人们的头顶，人们也就像水里的鱼一样鲜活，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道生看着这情景，心里无比别扭，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参加了晚辈的婚礼，可真正站在这个现场，他才感到自己就像一头猪自动走进了屠宰厂，完全是一种自寻死路的选择，他有一种被切割的痛楚。然而他又必须以正常的心态面对这一事实，所以当王大昌和于文英来跟陈道生敬酒时，陈道生就很高兴地端起酒杯跟他们碰了杯，王大昌说，“真想不到你还能来，让你受委屈了。”于文英接上来说，“没什么，只要不是一个人受委屈就不算受委屈。”陈道生说，“就像知人知面不知心一样，哪知道箱子里装的是假币呢，又不能打开箱子验个究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新郎官王大昌显然没情绪在婚礼上继续讨论这件事，于是就打了个哈哈，“总之你是受了大委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还望多多包涵！”说着就拉着于文英去另一桌敬酒去了。
这一天晚上，陈道生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摸到了口袋里有两袋喜糖，还摸出了礼份子的五十块钱，这钱是谁塞进来的呢，他记不起来了。
冬天的城市也像喝醉酒了一样，大街上到处是摇摇欲坠的行人和自行车，所有的姿势都很脆弱而危险。
第五章 回家。一生只记住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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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一九九九年了，全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跨世纪，忙着自以为是地对一个世纪进行总结，好像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像他们家里过去的一天，三下五除二地一概括，一个世纪的重量和分量就称出来了。
太阳每天都是旧的，风也是旧的，只是多了一些烟尘和汽车尾气；只有人是新的，脸上可涂的脂粉和化妆品越来越多，割双眼皮，隆胸，丰乳肥臀，整容术改变了许多人的面孔，而漫天飞舞的柳絮和钞票改变了人们的内心，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怀揣着满腹的心思和欲望上路，他们像怀孕的孕妇一样，肚子里的情况错综复杂。
也不是这个世纪想跨就能跨得过去的，对于许多人和事来说，跨过去的只是时间，而不是相对应的 责任与使命，这样，跨世纪就变得很抽象和空洞，甚至没什么意思。比如说，中港合资的双河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就跨不过世纪，它死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一个很吉利的日子正式破产。港商孟遥往来于香港和双河之间，他带来只是许诺和理念而不是资金，一条德国的旧生产线刚刚上马，就生产出百分之八十的不合格的产品，而另外三条生产线就放在德国的仓库里永垂不朽了。在香港开赌场的孟氏父子，他们最大的本领是会博弈和下赌注，而不会管理工厂和制造机器，所以双河厂灭亡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科学家，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双河厂正式破产让下岗近八年的工人们最终没从资本家手里拿到许诺的买断工龄的六千块钱，在厂里上班的三百多人就更惨了，他们一个月拿二三百块钱工资等着时来运转，可等到的却是合资与外企美梦的破产，他们在头发熬白后，成了正式的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
世道无常，变化莫测。几年下来，五十岁的陈道生头发全都花白了，离婚后的日子饱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