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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身心沉浸在他所热爱的事业中，可是不行，那些没有答案的问号，依然苦苦地折
磨着他……
由于他“拒不认罪”，在一次批斗会中，他被人按着脑袋站在台上，军宣队终
于当众抛出了“材料”：
“杨鸿年的右倾反党，铁证俱在，他是无法抵赖的！他的档案上白纸黑字记载
得清清楚楚：1956年至1957年间，经群众的要求，削减了他的工资！问题不是很明
白吗？假如不是有右派言行，群众为什么要求削减他的工资？同志们，罪证如山啊！……”
天啊！这就是怀疑我歧视我批我斗我的原因？这就是折磨了我十几年的原因？
这就是我的罪证？——他猛一下挣脱了强迫他低头弯腰的手，昂起脑袋，睁大眼睛，
他想放声大喊，却什么也喊不出口，只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沿着瘦削的脸
颊滚下来……
一个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误会！也许，这是一位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填写他
的档案时，漫不经心或者别有用心地将“自愿要求”改成了“群众要求”，两字之
差，结果有天壤之别。一个高尚的要求，竟然成了一口黑锅，无形地在他头上压了
十几年！
做一个音乐家难，做一个正直的人也难啊！
他出了“牛棚”。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马可同志闻信赶来看他了。这位饱经
风霜、并且已经身患绝症的老革命音乐家，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他在“牛棚”中写成
的《指挥法》，禁不住老泪纵横
“为了我们中国有你这样的音乐家，走，我们喝一杯去！”马可硬拉着他来到
“莫斯科餐厅”。两位音乐家面对面坐着，举起斟得满满的酒杯，却喝不下一口。
“这几年，有的人忙于闹事，有的人心灰意懒，有的人忙于玩，有的人生了几个孩
子。而你，你啊……”马可深情地凝视着这位坚忍刚强、不屈不挠的后辈，欣慰地
微笑了。这些日子，马可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人世，但他依然固执地要求工作。他为
被破坏被耽搁的音乐事业心焦。现在，他觉得心里放宽了一些——中国的音乐事业
前景还是光明的，因为，还有杨鸿年这样的音乐家。
“来，我敬你一杯！”马可颤颤巍巍地举起了酒杯。
“我也敬您一杯，愿您早日恢复健康！”
“来，干杯，愿恶梦早日过去，愿我们的事业早日兴旺起来！”
干杯，为了这个崇高的愿望干杯吧！
落实政策了。军宣队只是向他道了歉。工资本是他当年自愿要求削减的，当然
谈不上补发；谁也没有给他戴过帽子，自然也就无所谓平反昭雪。于是，许多人对
他多年受折磨的原因归结了一个字：傻！
傻？他并不这样认为。他从没有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悔过，一个人民的音乐家，
应该是胸襟宽阔的，就像一条奔流的江河，即便有险峰挡道，也不能停滞不前，应
该不停地流，应该唱着歌浩浩荡荡地流，在险恶的山中冲出通向大海的峡谷……
他从作曲系调到了指挥系，他又从事自己最热爱的工作了，他又站到了指挥台
上。
指挥的艺术生命依附于乐队或合唱队，没有队伍，再好的指挥也是英雄无用武
之地。他需要训练队伍，也需要锻炼提高自己。历尽劫难之后的音乐学院，决不是
一天两大能恢复过来的。他要做的工作大多了。只要是对事业对工作有利的，他什
么都愿意干。拄着拐杖，他到处奔波着，少年宫的合唱队、部队文工团、工人业余
合唱队，他都去指导训练。工作着，追求着，创造着，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他是一个记忆力极强的敏感的人，那恶梦一般的往事，决不可能从心头一下子
抹去。有一次，他指挥一个合唱团下部队演出。演出完了，主人招待他们吃夜宵。
指挥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宾席上，穿着白衬衣的主人们捋起袖口，热情地向他敬酒、
夹菜。他不善干应付这种场面，一不小心，一只筷子掉在地上了，他弯下腰去捡，
筷子没有发现，却看见了桌子底下那一片草绿色的军裤！他只觉得耳畔轰地一下，
眼前一片昏眩。草绿色，草绿色，裹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又把他包围起来——他想
起在“牛棚”里那个可怕的夜晚，想起那群穿着草绿色军装向他狂喊的年轻人。他
的耳朵一下子又失去了声音……看到他从主宾席上倏地站起身，手捂着耳朵，脸色
苍白地奔出餐厅，在座的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医生以为他病
了，急忙跟出去。月光下，只见他双手蒙着脸独自站着，肩膀在轻轻地颤动……
这，当然只是偶然的刹那间的情景。他知道，沉湎在痛苦的回忆中，只会使自
己消沉，使自己失去激情，他决不想在回忆中打发日子。然而，展开在他面前的道
路，依然不是阳光普照的坦荡大道。他走得很吃力。
1976年秋天，他和钢琴系教授朱工一、管弦系教授司徒华城带着一批学生去云
南实习。说起来真是可怜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学校竟然没有一点可供实习用的经
费！到昆明后，一下火车，他就开门见山，把他们的窘境告诉了前来迎接他们的云
南省文化局干部。
“哦，还有这种事情？”省文化局的干部惊讶了。惊讶之后，脸上又露出为难
之色：“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省文化局研究之后，总算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实习费用可以由云南省包下
来，但有条件：他们的工作得由省里安排。说得明确一些就是：他们必须用自己的
劳动来换取实习经费！根据“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经济分配原则，这完全是合情
合理，无可非议的。两天后，他们奉命先去红河地区，司徒华城办一个小提琴学习
班，朱工一弹伴奏，他呢？重操三十年前的旧业，替地区文化单位修钢琴。操着扳
手和钳子，他从早到晚在琴房里忙碌。事情有些滑稽。其实，即使没有什么附加条
件，他也会很乐意地为他们修的。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复苏的音乐事业中的小小
螺丝钉吧。这和他三十年前在旧上海修钢琴，性质是大不一样了。他兴致勃勃地干
着，嘴里还轻轻地哼着他新编的合唱练习曲……十几天后，省文化局又把他们召回
昆明。依然不得清闲，他的任务是：每天上午给学生讲和声、作曲；下午指导省歌
舞团排练；晚上教指挥；而备课，只能在半夜以后了……
就按这样的生活律动，几年来，他又去过拉萨、成都、重庆、南京、呼和浩特……
自筹经费的事情，当然不会再发生了，可他还是爱去那些比较偏僻、音乐水平相对
来讲比较低的地区。在中国，需要音乐工作者做的工作大多了！他烙守这样一个信
条：没有低能的乐队，只有低能的指挥。只要花工夫，一定可以在全国各地训练出
许多高水平的乐队和合唱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王作和
训练之中，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暇顾及。几年来，云游八方，他先后指挥训练过的专
业和业余的音乐团体多达二十余个，其中有中央乐团合唱队、中央民族歌舞团合唱
队、东方歌舞团合唱队，也有西藏、四川、云南、内蒙和许多地方和部队的乐团和
合唱队。他可以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这些音乐团体的情况，但假如你问他各地的风
景名胜，他就傻眼了。说出来简直叫人惊讶——在昆明他没有去游滇池；在拉萨，
他没有去参观布达拉宫；在成都，他没有上峨眉，没有去乐山，就连杜甫草堂、武
侯祠也没有去看一看……其实他并不是那种兴味索然的人，他何尝不想游山玩水，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美丽宁静的大自然中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然而时间
对于他实在太珍贵了！他要讲课，要训练乐队，还要继续写他的著作。就在这紧张
忙碌的几牢中，他先后出版了《二部歌曲写作基础》、《乐队训练学》，后者作为
我国第一本关于乐队训练的专著，不仅受到国内音乐界的重视，还被翻译成多国文
字远销国外；另一本著作《合唱训练法》也已经完稿；他还撰写了《和声基础》、
《配器基础》等教材，发表了《管弦乐队演奏中的vibrato处理问题》等十余篇学术
论文；此外，还有翻译、歌曲创作……工作和创作把他的生活挤得满满的，他哪里
还有多余的时间呢？在拉萨，他曾想好要去参观那神往已久的布达拉宫，但到那里
后，训练、讲课、演出，几乎没有一分钟的空闲。当地的同志几次邀他去，他总是
说：“不忙，过一天有空了再去。”直到临上飞机，他也没有抽出空来！
当飞机呼啸着窜入碧蓝的晴空，当雄伟的布达拉宫在他的视野中变成了小小的
一点，他有点遗憾，也有点感慨：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可以得到的东西在不经
意中错过了，也许正是因为付出了这种代价，自己追求的目标才可能逐渐由远而近……
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广袤、富饶而又贫穷的土地上，他以惊人的毅力攀登着艺术的
高峰。他坚信：外国音乐家能够攀上的高峰，中国音乐家也能攀上去！
他指挥一个台唱团，和胡晓平比肩而立……
1982年隆冬。上海音乐厅里回荡着前所未有的掌声和欢呼。这掌声和欢呼是献
给歌坛新星胡晓平的。这位不久前在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中赢得最高荣誉的青年
女高音歌唱家，刚以她优美舒展、纯净无暇的歌喉，唱完了歌剧《绣花女》里那段
著名咏叹调《人们叫我咪咪》，此刻正在台前向狂热的观众鞠躬谢幕，一次，又一
次。二道幕后面，上海乐团的合唱队员们，已由后台鱼贯而入，拾级登上了锃亮的
梯形合唱台。胡晓平的独唱之后就是他们的合唱节目。这场音乐会是由他们的合唱
与胡晓平的独唱组成的。
人头拥挤的后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