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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黎在答记者问时也坦诚表示：
“艺术家的任务是不让人们在生活中失去美的东西。”
自汤氏艺术家兄弟在辛辛那提市引起轰动后，汤沐海离开了美国，走上新的交响乐台，而汤沐黎却在美国交了更多的朋友。许多名流、学者、专家都请汤沐黎画像。康奈尔大学决定，汤沐黎为大学和学校董事长、校长、慈善家所作的人物画、风景画都永久性陈列，并且每幅画都举行庄重的揭幕式。这种荣誉，也是少有的。
其实，汤氏兄弟还有一次弓愧澳大利亚舆论大肆宣传的团聚。那是1991年。沐海指挥悉尼交响乐团和昆士兰交响乐团时，特别喜欢那里四季如春、鲜花满城的环境，打电话邀请父母去参加他的音乐会。我很高兴，在答应去的同时随便说了句“如果你哥哥也能去，我们全家在那里团圆就好了”。
没料到，沐海很理解父母的思子心情，立即电请哥哥全家去澳大利亚团聚。那次来往机票钱及吃住费用，共花了4万美金。我很心疼，见沐海大汗淋淋换来的报酬转眼花掉，后悔自己多嘴。
我的小儿子是很懂感情的，他再三安慰我。他说：
“我们全家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大灾难，能在异国他乡大团圆喜相逢，是人生难得的幸会。不要为花钱难过。”
原来是我们母子在家里的悄悄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驻悉尼总领事许光建和夫人，派车接我们去他家享受“天伦之乐”，还请了昆明去的厨师烧了一桌美味可口的云南菜。人处异国他乡，就如同在自己老家一样的温馨。悉尼最有影响的《星岛日报》和《新报》详细介绍了我们全家；英国记者拍的巨幅全家福照片和写的长文也同时登在一张英文报的头版头条。
昆士兰省总督还发请帖邀我们去总督府参加茶会。私家活动，也成了红红火火的新闻。两周团聚，很快过去。大儿子全家4人先我们离开悉尼回国，临行前，我们刚走到楼下，突然汤晓丹紧紧抱着大儿子的头失声痛哭，不让他上车。
我们手上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但都被突然袭击震傻了，忘记拍下动人镜头。父子两人越抱越紧，越哭越伤心……结果我们都哭成一片。
父子情，父子爱，尽在痛哭中……
随着五年时间的消逝，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许多游乐情景，都逐渐淡化。唯独汤晓丹和大儿子抱头痛哭的动人情景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写文章时多次用过“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一诗句，但只有目睹那次在澳大利亚汤晓丹和大儿子分别时的痛哭，才真正算领略到了“别亦难”的内涵。
我与汤晓丹相处几十年，见他那么大哭，还是头一次。特别是我的大儿子，自幼冷静理性，很少放声哭过。我想，当时他们一个想到了自己年迈，一个想到了父亲年迈，相聚机会不多，就特别动情。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6年12月31日晚，汤沐海指挥完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的’97新年音乐会，走到后台时，老父亲也是一把抱住儿子的头。不过，这次是满腔欢欣。几位拿着照相机的朋友，突然碰到这动人情景，几乎都怔住了，唯独《文汇电影时报》的记者包明廉摁下了快门。照片被刊登在报头上。与澳大利亚那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父子情，父子爱，尽在微笑中。
哭和笑，是鲜明的情绪对比；
哭和笑，是父子深情在特定环境中的真切流露。真像流行歌曲的：“哭和笑，都是爱。”
对于我，更是印在心头的记忆和安慰。
汤氏父子，都四海为家，都把个人奉献给了事业。
记得我丈夫年轻时，就把自己献给电影事业，只要拿到剧本，他就忘了家。两个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父亲为榜样，同样，拿起画笔，见了总谱，也顾不得家……
我们都自觉自愿把个人融入事业之中。我们对“家”的概念，有自己的理解。别看我经常只有一个人，但耳边响起的是欢腾的掌声，眼前展现的是盛开的鲜花，心里想到的是儿子的微笑……我自有做母亲的乐趣。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刹那间的失落感。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汤沐海模式”
“汤沐海模式”
汤沐海趁回北京指挥音乐会之机，与中央乐团李德伦先生等达成协议：每年规定一定时间回国指挥中央乐团音乐会。乐团除为汤沐海安排住房外，还向汤沐海支付特批的月薪。汤沐海的职务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
汤沐海的其余大部分时间继续留在国外实践，收入归汤沐海个人所有。同意汤沐海用四个经纪人。
为了慎重，李德伦先生还上报文化部批准。为此，新闻媒体大肆宣传为“汤沐海模式”。李德伦最近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还说，汤沐海在外面脚跟站稳了，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回来帮助我们提高，是好事。汤沐海每次回国开音乐会，新闻媒介都有专门介绍，尤其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栏、《人民政协》等。
从此，汤沐海虽然有四个经纪人帮助他把演出日程定得满满的，但是回国演出时间雷打不动留出来。
因为有了汤沐海来去自由的例子，中央乐团的孟昭林就打电话邀请定居海外的一位著名钢琴家回北京演出。那位钢琴家是十年动乱中出走的，心里不踏实，反问孟昭林：
“如果开完音乐会把我扣起来怎么办？”
孟昭林赶紧以汤沐海为例：
“你看汤沐海吧，每次回来，不都顺利出去吗，谁把他扣起来。”
或许因为家教的缘故，或许因为汤沐海与新中国同龄，他从不怀疑来去自由。记得1989年5月中旬，那么特殊的国内形势，汤沐海仍按约于5月30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然形势所迫，那年音乐会没有开。第二年上他又按时回到北京。音乐会在海淀影剧院上演，时逢6月4日，音乐厅内外，空气都很紧张。汤沐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排练、演出。剧场反响格外强烈。虽然没有登报售票，场内仍满座，秩序井然。
有的老朋友去后台看沐海，见他大汗淋漓，情绪高昂，非常吃惊地问：
“你怎么还敢回来？”沐海笑着反问：
“为什么不敢？我不是回来了吗？”
那晚，后台相继到了不少各国驻北京的使馆官员，连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以色列的文化组长也到后台祝贺。因为他们都知道汤沐海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拥有广大观众。
汤沐海热情地把各国官员介绍给李德伦、孟昭林……
那晚，文化部新上任的两位副部长特别高兴，对着满头大汗的指挥家汤沐海说：
“您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三台摄像机把后台来来往往的祝贺人群作了摄像记录。珍贵资料保存在我手里。那次，沐海碰到特殊情况，那就是英若诚副部长在他回国的前一天离任了。当孟昭林告诉沐海后，沐海马上对老孟说：
“去年我回国，他请我吃饭了解情况。这次我请他，老孟你去代办。”
“哪些人？”老孟问。
“还是去年同桌的几个人吧！地点由他定。”
老孟与英若诚通过电话后，有些着急地对沐海说：
“他定在王府饭店，那里要付兑换券。”
那时兑换券价值高出人民币50％。老孟担心花费太多。
沐海笑着回答：
“兑换券就兑换券。因为他不当副部长了，所以我一定要请他，这是心意，是友情，是感谢他对海外人士的关心。”
至今，汤沐海还很怀念老文化部长王蒙。他对记者说：
“我回到北京，他总要找时间同我谈谈，当然是了解些情况，也征求我的意见。这对发展祖国音乐事业有好处。”
有一次，王蒙部长请沐海吃饭，知道我也在北京，执意邀我也同去。餐桌上，他亲切待人，用词平和，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汤沐海模式”红红火火了几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再没有舆论提起了。不过我仍然认为与中央乐团达成那个协议，是汤沐海一生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那一阵子，许多旅居国外的朋友想像汤沐海一样来去自由。他们在国内的家属纷纷光临寒舍，仔细询问如何才能像汤沐海那样来去自由。为此，我曾经暗中向李德伦先生讨教。他的回答很简单：
“第一，要在本专业国际竞争中名列前茅，有实力穿梭往来；第二，在国内要有单位作支撑。”
李德伦先生坦诚而又风趣地补充了几句：
“要做到这两点，很难很难。我们从前也这样追求过，但办不到。在国外学习期满，只好乖乖回来。汤沐海是幸运的，碰上改革开放，总形势对他有利。”
听完李先生充满感情的谈话，我忍不住也说：
“多亏碰到您这样能理解、有胆识的前辈，否则他也是空想。”
李先生嘿嘿直笑。
1984年，是汤沐海最忙碌的一年。首先是他在德国境内与许多大乐团合作多场音乐会，多次录音。比如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汉堡NDR乐团，斯图加特SDR乐团，科隆WDR乐团，还有汉堡、波恩和慕尼黑等城市的歌剧院乐队。
德国的音乐界朋友很喜欢汤沐海指挥他们的乐队。有次，慕尼黑歌剧院乐队队长来中国旅游。因为是自费，汤沐海写信要我们热情接待他。他到上海后真的叫了辆出租车，拿着沐海写的中文地址到了我家楼下。他的英语不错，正好汤晓丹在上海，两人能直接交谈。他见我家住房比较宽敞，提出来想住我家。我急忙拿着他的护照到出入境管理处去代他登记。
那位德国客人，每天清晨很早起来，伏在我家阳台石栏上，目不转睛看楼下小弄堂里妇女用竹粗刷洗马桶，惊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