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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贝利、特伦斯·多诺万和布莱恩·达菲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以摄影为手段控制着模特们的形象和时尚的面貌，因而被称为“厉害的三人集团”，1966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即是以他们为原型，描绘了时装摄影师狂野放纵的生活。达菲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有凶暴的异性恋倾向的痞子。”而放荡不羁的戴维·贝利则在1965年与著名影星嘉芙·莲丹露结婚之后，继续制造着一系列爱情故事。达菲认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没有将模特仅仅看成衣架，而是强调了她们的女性特征，并使她们充满生气。
时装摄影有时是一件戏剧化的事，尤其当它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施林普顿回忆起她与演员史蒂夫·麦奎因的一次合作，简直就像是一部电影：
“埃夫登的拍照方式很有戏剧性。他放着流行音乐叫我用充满爱的目光盯着这个男人。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要我表现出激情。
史蒂夫·麦奎因不太自如，也许这是因为表演和做模特完全是两回事：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技能。埃夫登开始了拍摄。当他拍开头12张照片时，我紧紧地坐在麦奎因的身边并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他的耳朵。我作了埃夫登要求我做的事——在近距离内充满激情地看着麦奎因的蓝眼睛。
埃夫登催着我们：‘不错，太棒了，停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保持这个样子。棒极了……’
模特会无意识地数快门开关的次数。当我意识到12张照片已经拍完时，我让自己全身放松，等待埃夫登再次拍摄。我想麦奎因以为我真的对他有意思。这其实不对：这只是模特工作的方法。我决不是为了他而显示我的性感，我只是在工作。这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进入情感，停下来，坐在那儿等，然后在进入情感，直至摄影师满意……
这些迅速的情感变化使麦奎因大吃一惊。他带着一种学术口吻对我说：‘你感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我耸耸肩说：‘这是我的工作。’”
然而，当时装摄影师越来越离经叛道自行其事，时装设计师和时装杂志的编辑们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开始抱怨摄影师根本不了解时装，因为他们拍出来的照片除了反映那些混乱不堪的关系外，什么也没反映。有一位设计师在《时代》杂志尖锐地指出：“我很自私地想让衣服看去很漂亮；摄影师很自私地想出名；艺术指导很自私地想拿出一张使人吃惊的照片；杂志很自私地想推销广告和杂志本身。这么多自私的目的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就这样，公众舆论的激烈反对终于结束了摄影师的黄金时代。
到了1980年代，一批女摄影师的迅速成名使男摄影师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这些女摄影师通过对人物姿态的丑化，对时装摄影的成规提出疑问。她们让模特放弃了过去那种常规的姿势，表现出失望、无聊、恐惧、痛苦、绝望等带有叙事色彩的表情，服装同样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境地。
1990年代晚期，一种被称为为“吸毒者时髦”（Heroin Chic）的新摄影流派开始大行其道，这些大量起用骨瘦如柴的模特的时装摄影由于有美化瘾君子之嫌，而遭到一致的谴责，很快偃旗息鼓。
3、广告——一次秘密的合谋
模特们一夜暴富的梦想实现起来有时轻而易举，只要她们有本事与化妆品公司签上一年的合约。1987年，卡尔文·克莱恩为了推销他的“迷幻”牌香水，以100万美元的代价和模特乔斯·博兰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这份合同详细列出了以下的服务内容：
“所有广播中的广告及利用此媒介的促销（包括全国性的广播网、地方电台、有限和闭路电视、调幅和调频电台、电影），印刷形式的广告及利用此媒介的促销（包括使用保养说明、标签、容器、包装品、说明材料、推销手册、封面、图片、评论、公司报告及所有在杂志、报纸、期刊和其他印刷品中登出的促销性印刷材料），这种服务同时也包括，但不限于时装展览、零售点展览、个人展览和其他被认为或可能被认为涉及时装展览的促销行为。”
简言之，博兰的形象三年内完全为“迷幻”牌香水所有，不得挪做它用。不仅如此，博兰还被要求“按照卡尔文·克莱恩不时提出的合理要求，保持她的体重、发式、头发颜色及所有身体外表的特点”，并具体规定了她的生活方式“必须恰当反映卡尔文·克莱恩产品的高标准及尊严，不得以任何形式减低、损害和破坏此商标的声誉。”
这份合同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反映了模特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模特的身体在这里完全成为商品，被卡尔文·克莱恩以形象代言的方式全权买断。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三年里，博兰梳着“卡尔文·克莱恩”式的发型，穿着“卡尔文·克莱恩”式的衣服，抹着“卡尔文·克莱恩”式的口红……最重要的，无论在那里，无论她是否闻着“卡尔文·克莱恩”的味就想吐，也得洒上“迷幻”牌香水……。
“迷幻”牌香水最终是否会成为博兰的噩梦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博兰无权终止合同，除非她忽然残废、生病或精神失常——看来100万美元并不好挣。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卡尔文·克莱恩自己并不会印钞票，他的那100万美元最后都分摊在每一瓶香水上，被消费者大方地买单了。
不管怎么说，当模特的知名度远远高于设计师的时候，后者就不得不依靠她们的力量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卡尔文·克莱恩请出了克里斯蒂·特尔灵顿（Christy Turlington）为他的“Eternity”品牌代言；伊斯特·劳登（Estee Lauder）的代言人是宝丽娜·珀里兹科娃（Paulina Porizkova）；辛迪·克劳馥则在露华浓的广告中展开她著名的点缀着一颗黑痣的微笑。而当歌星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重金聘请琳达·伊万捷丽斯塔（Linda Evangelista）、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克里斯蒂·特尔灵顿和塔亚娜·琶提兹（Tatjana Patitz）等一干人马为其拍摄1990年的MTV《自由》时，这些超级名模终于成功地杀出时装的重围，开始向演艺界挺进：她们摇身一变成为摇滚的代言，而那些真正的歌星们反到成了陪衬。
蓬勃发展的广告业将模特的面孔安插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那些巨大的广告牌上、电视屏幕上，模特们不仅销售时装、化妆品，还卖果汁、汽车、电脑……。这些动辄身价百万的姑娘们，住的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宾馆套房，出入有长得不能再长的轿车接送，身边围满了贴身的保镖……。她们终于以取悦于男性的方式，在男权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收入上压倒男性的行业。
4、他们把名模怎么了？
当纳奥米·坎贝尔一而再再而三地迟到、拖拉、耍她的坏脾气的时候，时装摄影师和时装杂志的编辑们面对这些他们一手打造出来的时尚恐龙，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以至于代理她们的模特公司也不得不宣称：无论损失多么惨重，公司和客户们都不愿意再忍受她们了。
时装设计师们的愤怒或许来得更猛烈些，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受够了超模们令人揪心的要价，更因为他们花了这么多的钱似乎也并没能让人们多看自己的设计一眼——相反，时装的风头完全让名模本身给抢去了。他们开始怀念起1980年代之前的岁月，那时超级名模的概念尚未出现，传媒对时装表演的评论总是直接地集中在款式、面料、裁剪以及表现风格上，很少被模特分神。而现在，那些时尚记者和专栏作家更感兴趣的是琳达·伊万捷丽斯塔是否怀孕，克劳蒂亚·希弗是否和大卫·科波菲尔结婚，在拳击手迈克·泰森和影星罗伯特·德·尼罗之间坎贝尔究竟和谁打得更火热……。超级名模的故事变得比时装更精彩，大有包揽一切绯闻之势，以至于辛迪·克劳馥刚刚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自己与里查·基尔的爱情宣言，紧接着就上演起肆无忌惮的离婚闹剧。
1995年，时装设计师们决意联手封杀这些目中无人的时尚恐龙，不再向她们节节攀升的出场费低头。于是，在那一年的巴黎时装展示会上，超级名模们的身影几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面孔。在这些新出道的女孩中，有身材瘦小的凯特·莫斯（Kate Moss）、贵族朋克式的斯提拉·特南特（Stella Tenant）以及来自亚洲的珍妮·石明珠（Jenny Shimizu）。这其中，尤以凯特·莫斯的形象重新界定了模特的概念，这位被时装摄影师Corrine Day发掘出来的小妞，尽管体形瘦削甚至还有点罗圈腿，却并不影响她在21岁时和卡尔文·克莱恩签下200万美元的合同。
时装模特的形象很快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刺着文身甚至吸毒的姑娘被打扮成邻家女孩的模样，走在T 台上也不在乎头发是否蓬乱，唇膏是否化得满脸都是。1990年代后半叶的野小子造型，以及低迷颓废的吸毒者形象，在这些模特的推动下成为时尚的潮流。
不过这股潮流并没能维持多久。1997年，20岁的时装摄影师戴维·索仁提由于吸毒过量而猝然死亡，在时尚界引起震惊。人们开始谴责和唾弃此类倾向：一些曾经在封面上刊登病态造型的杂志收到读者的抗议来信；有瘾君子之嫌的广告被迫终止；模特经纪公司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让手下的模特去戒毒；甚至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此也发表了严厉的批评。
这一切让失宠的老名模们在暗中窃笑不已——那些新面孔不过是昙花一现，时装的荣耀最终还是要由这些T台宿将来恢复。设计师的联手同盟不攻自破，克劳蒂亚·希弗、辛迪·克劳馥、纳奥米·坎贝尔、克里斯蒂·特尔灵顿，这几位硕果仅存的超级模特再次以她们的超级身体占领了伸展台前沿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