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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时，一批年轻的日本设计师飘洋过海来到欧洲，他们当中有的将巴黎高级时装进行到底，如森英惠和高田贤三；有的回到东京重塑新日本风格，担纲起本土的文化新旗手，如三宅一生、山本耀司。至于川久保玲，则似乎是一个例外：她既没有出去学别人的模式，也没有经过正统的训练，甚至在东京的本土上，也不做纯民族的东西。这位前卫的女设计师，似乎仅仅凭借她标志性的黑色，便在近几十年内风靡全球。
第十一章 后现代的奇异之花
1、胡塞因·查拉扬的皇帝新装
后现代思潮下的时装设计师之所以将他们的衣服弄成破烂、夸张、丑陋、暴露的样式，是因为他们确信不如此不足以颠覆传统中的抱残守缺。所谓“矫枉有时必须过正”，这话用在当今的时装界也十分合适。在这方面，胡塞因·查拉扬（Hussein Chalayan）的颠覆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1998年，这位来自英国的设计师在沙滩上发布了他的春夏作品：首先，他在沙滩上竖立起三根小棍，这些小棍以细线相连，形成一个虚拟的三角。然后，他在这个三角里放进一个裸体的模特。这就是他的作品：什么也没穿！然而你也可以像那位可笑的皇帝一样，认为模特已经穿上了漂亮的新装——这就是那些小木棍和细线所暗示的含义。
这件“皇帝的新衣”，既可以看作对时装的彻底解构，也可以当成一次艺术范围内的行为表演，时装的概念在这里已经被完全打破。“我并不在意我本人和时装的发展史有什么瓜葛”，在谈到自己的设计时这位解构大师说，“对那些令人眩目的时装杂志也不着迷。我只是想将身体的功能折射到建筑、科学、自然等文化层面上去，再试试能否将我的所得表现到服装上来。”
与许多时装设计师相反，1970年出生于塞普路斯的查拉扬似乎并不怎么喜欢巴黎。1993年从圣马丁学院毕业后，这个傲慢的年轻人就将自己的作品卖给了布朗斯公司，并在圣马丁举行了时装发布会。从概念的产生到作品的完成，查拉扬的时装表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模特们必须先注射抗破伤风疫苗，才能穿上那些布满了铁锈的夹克。这场挑战传统的时装展立刻引起轰动，并为他带来空前的声誉。1994年4月，查拉扬顺利地推出了自己的品牌。
胡塞因·查拉扬的时装以极简而不空洞、现代而不做作的风格著称，但同时他也设计了一些意义晦涩的时装，例如将穆斯林式的面纱水滴般垂落在模特的身上，合体的斗篷虽然显示了很好的防风雨功能，但由于设计过于复杂而令人无法准确地定义。
尽管很少使用英国自产的面料，但查拉扬却坚持只在伦敦时装周上展示自己的时装。他认为：“英国时装带来相当多的美观性和前卫性，对世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那种融入我设计的应该是通常可以在英国见到的那种自由表达、真实和诚挚的缩影。”
1999年春，查拉扬为TSE公司设计了一款长及地面的安哥拉山羊毛筒裙，巨大的针织樽领拉直了就变成一副面罩。对此德文版的《时尚》杂志评价道：只有当你了解到这位设计师是用土尔其文数数，用英文思考，并同时用这两种语言做梦时，才会明白，这样的领子意味着伊斯兰妇女的面纱。
作为英国新生代设计师的代表人物，胡塞因·查拉扬的作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设计与流行无关，带有强烈的实验意味。2000年春夏，他发布了一组立体构成感很强的服装：以硬质材料缝合的上衣完全打破了常规的裁剪法，略带随意地组合在一起。这种单色的硬性材料构成的，类似机械的服装，无疑是对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反讽。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作品的下装却都是柔软、轻质的裙子，与坚硬的上衣形成有趣的反差。
这使人想起他在1998年春夏发表的一组同样带有反讽意味的时装：白色的上装采用对称手法，袖子的内侧却做了非常规的切割；上衣的外型线是传统样式的，但前襟却从胸的上部就开始斜下来，变成了露脐装。这组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时装，同样是对传统样式的一种玩弄。此外，他的服装上的细节往往具有暗示的作用，例如模特前额上的“T”字、无形的服装、硬质材料上的手绘线等等，这些被一些反对者成为小把戏的手法，在赞同者那里却具有摧枯拉朽的革命性。
2、灵感发动机——让·保罗·戈尔捷
后现代的设计师中如果少了让·保罗·戈尔捷（Jean Paul Gaultier），时尚的看台上便少了一个刺目的亮点——至少，麦当娜1990年的那次巡回演唱是火不起来了。我们无法想象除了戈尔捷，还有谁能为当时的麦当娜设计出更恰当的形象，而一旦离开了那些凌厉的锥型胸罩、铠甲般的紧身胸衣，这位放浪女郎的独自煽情还有多少看头，便真的很难说了。
关于这位后朋克时代的设计师，有人这样形容过他的长相：“一双招风大耳上挂着串串耳环，一撮软软的黄白发，像风吹过麦田一样东歪西倒地伏在布满抬头纹的额头上；稀疏的眉毛下，凹陷的眼窝里鼓着一双圆似鱼眼的眸子，蒜头鼻子，惟一剩下的嘴，长长的人中下却是个厚嘴唇；脑袋不圆不方，似忍者神龟；鼻翼两边还挂着两道深深的纹路。总之，一看就……属于‘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的那种。”
被视为患惑仔的戈尔捷总感到很孤独，因为他的东西很少被人理解，保守者叫他“恐怖的坏孩子”，媒体则认为他是“巴黎的错误”。他不明白，在经历了嬉皮士、朋克运动以及性解放之后，1980年代的人们为什么又缩回到道德伦理的铁笼中。他自认为是少数几个徘徊在笼子外的人，一心想给别人打开枷锁，却反而被看成怪物。幸亏遇见了另一个“外星人”，他的苦闷才略有排解——这就是那位身体比歌声更迷人的麦当娜，他为她的演唱会设计的服装，与其说是天才的爆发，不如说是天才（对社会）的报复。
谈到让·保罗·戈尔捷的超常灵感，便不得不谈他的祖母——一个精通催眠术，喜欢制作假面具，并经常用纸牌为人算命的女人。她所营造的神秘氛围，对成长中的戈尔捷影响很大，以至于18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设计生涯。那是1970年，他将自己的设计稿寄给当时正如日中天的皮尔·卡丹，并成为该公司的一名助手。一年后，戈尔捷离开了那里，投奔到让·帕图旗下。后来又跳槽到米谢尔高玛公司担任助手。
1976年，让·保罗·戈尔捷开始独立设计成衣类时装、皮装和泳衣。这一年他举行了自己的成衣时装发布会，以令人惊异的“先锋派”时装，为自己赢得“可怕的坏孩子”称号。这些服装与当时的潮流毫不相干，却在多年之后风靡欧洲。
1984年，戈尔捷在对男装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决定进军男装业。当然，他进行了一番研究——在解剖了阿玛尼的服装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尺寸看上去不能太小。与此同时，他发现有些男人竟然将他的女式夹克穿到自己身上，原因是他们喜欢他的面料和裁剪。这使他大受鼓舞，并渐渐理清了思路。
很快，他的时装展中出现了拿着烟杆的女人，和穿着半透明蕾丝衬衫的男人。这些明显带有同性恋倾向的作品，表明了他中性化的设计态度。由于他的时装表演总是坚持男女系列同时出场，所以很多模特直到上台以前，都不知道谁该穿裙子，谁该拿烟枪。
寂寞的陀鸟总是独自奔跑，戈蒂埃不仅跑得很快，而且跑得很远。光是那令人咋舌的名言，就会引发一场观念革命：“现在不单是女性才拥有挑逗的时代，男性在性方面愈来愈开放，他们本身亦深富性挑逗的力量。”他的男装夹杂着中世纪武士的2000升级版本，朋克主机中又装入了17世纪的花哨男人软驱，由于版本升级太快，又老要换零件，所以经常出现一些堆读不懂的乱码：男人带胸衣，女人则带着拳击运动员的护阳带。
戈尔捷另一个著名设计，是电影《第五元素》里的戏服：女主角的颈、胸、腰、臀和下体仅由几条白布条遮住（处理得干净利索！）；外星人的奇异装扮；电视主持人花哨的穿着；还有女歌星穿着白色长袍，踩着高跷，从脑袋上垂下几根管子，衣服长得有两个人高……。《第五元素》一炮打响，戈尔捷的前卫设计成为老套科幻片的最佳卖点。
1989/1990年的秋冬，戈尔捷在巴黎发布了一组以拉链为主题的时装。这些时装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同时也有1960年代的嬉皮风格：服装的各部分之间是断裂的，以刀疤般刺目的拉链相连。有些部位干脆是虚拟的网眼或薄纱，暴露出乳房或肚脐。这种解构式的色情，可看做“麦当娜时期”锥型胸罩的前奏。
1994年春夏，戈尔捷发布的异域风情系列服饰，显示了他多变的风格。他将各种元素如多重项链、头纱、大的圆形扣子、黑色的印花图案等揉搓到一起，营造出一种罕见的异域氛围。
2000年春夏，让·保罗·戈尔捷终于在他著名的米色套装系列里，对传统样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在这组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套装里，他虽然保持了优雅的外廓线，却将袖子和肩膀剥离，露出模特的上臂，而欲断还连的袖子，则在肘弯以下演变成古典的长手套。同年，他还为香港明星张国荣“从天使到魔鬼”演唱会操刀，设计了颠覆性别的演出服。
3、亚历山大·麦克奎因和他的异灵女孩
亚历山大·麦克奎因（Alexander McQueen）已经厌倦了传媒。的确，关于他的报道太多了，比如一点小隐私或是某次时装展上某个特别棒的屁股造型。
不过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在1997年春夏发布的惊怵系列：那是一个来自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