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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办公楼正对着大街，大街上车少人稀，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人行道上，已经有人在烧纸，他心底里就厌恶这种恶习，每到清明、寒食、农历十月初一和除夕这些节日，主街道的人行道上、居民区的公共区域，到处是烧过纸的痕迹，一堆挨着一堆的纸灰，被浇奠到上面的罐头、馒头和面条压着，连行人都难以插脚。第二天，清洁工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清除掉这些纸灰和残羹剩饭，但清除不了那斑斑黑迹和弥漫在空气中的浊气，整座城市被这一恶习糟蹋得一塌糊涂。
任之良看着那些三三两两烧纸的人，心想，这种恶习显然是祖先崇拜的遗风，被眼下这样的城市居民顽固地保留着，恪守不渝。慢慢地，他把目光移向远方，那儿有十几根烟囱正在喷云吐雾，附近的那块天空被烟雾笼罩。那些烟囱下面是几个工厂，可以想见，工厂里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辛勤地劳作，不知有多少人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除夕？烟囱后面是横亘在这座城市的天龙山，在此山沟的地下深处，成百上千的矿工正在挖矿，往地面上运矿。正是他们，用他们的体力和心智，炸开坚硬的岩石，运上地面，填进机器，提炼出各种各样的有色金属，换成金钱，支撑着这座城市的运转和居民的生活。
任之良感慨了一会儿，觉得有点无聊。他重又坐回到椅子里。头靠着柔软的靠背，两手抚着光滑细腻的扶手，转动身子，左右摆动了几下，又前后晃了晃，感觉的确不错。
刺耳的电话铃打断了任之良的臆想。他按下免提键，习惯性地说声：“请讲。”
“还在坚守岗位呢，”电话那头说，“你那楼里估计也就你一个人在犯傻呢，是不是这样呀？”
“哦，是林大记者，大年三十的，还在外面跑呀。哎，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能掐会算呀。”
“你尽胡扯。说，有什么好事！”
“哪里那么多的好事呀，我也刚从外面采访回来，路过你们局，从你的窗户看进去，隐约看见里面有人，我猜想，这时候了，除了像你这样的傻瓜，还有谁守在单位上呀。于是就给你打电话了，果然你还在办公室。”
“我这工作就这样呀，从正月初一忙到大年三十，还落不下好。”
“我不想听你这些。”电话那头说，“哎，说实话，想不想我呀？”
“想呀。”
“真的？真的想我，怎么也不来个电话，问问我怎么过这个年呀。”
“现在问也不迟呀。请问你怎么过这个年呀？”
“行了吧你，别假惺惺的了。哎，想不想出去开开心呀，我都快闷死了，想出去走走。”
“想到哪里呀，我陪你去。”
“真的？那好，晚上十点的火车，九点钟到火车站，不见不散。”
“噢，你是要到外地去‘走走’呀！”
“你以为到哪里去走走呀？”
“我以为你要在哪个餐馆里过除夕哩。”
“吓着你了，是吧？我知道你是跟我开玩笑呢，哪能真的陪我出去！”
“可惜我没你那么自由呀，不然我真还就陪你去了。”
“拉倒吧你，就是有那个心，哪有那个胆呀！”
“真的是十点的车？我送送你吧！”
“不用，有你这番心意，我就心满意足了，不管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花言巧语。所以，你还是早点回家，陪着老婆过除夕吧。我在这儿给你拜个早年，春节后见。”
说完，那头挂上了电话，这头响起嘟嘟的声音，任之良怅然若失，拿着话筒半天放不下手。他就这样怔怔地愣了一会儿，回过神来，长长地叹了口气。心想这丫头不知要到哪里疯去了，何时才能回来呀。这样叹息着，不禁想起今天是除夕，应该早点回家，和家人团聚才对。他看看墙上的挂钟，差几分六点，心想可以回家了。
五十五
任之良回到家中，全家都在等他。
“今天不比往常，你不能早来一会儿吗？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李丽娟有点不高兴，她边说边往茶几上端菜。
“来了就好，”母亲说，“赶快上香、烧纸，烧完了吃饭，娃娃们都快饿坏了。”她说着将烧纸、祭品端到任之良面前。任之良说：“妈，这里有规定的，大街上不许烧纸的。”
“谁家的规矩都不行，烧钱挂纸敬先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没有不敬的道理。快去吧，先人们早就等不急了。”
“真的不行，妈。”
“算了，再不要使你那驴脾气了，”李丽娟说，“别闹得谁也不高兴。”
母亲见状，也就不再坚持了。她自己端上祭品盘子，叫上欣亮出去了。
任之良脱了外套，坐在沙发上，一眼便看见了对面餐桌上的供仰，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欣慰又不可思议。这是母亲心中的圣物，在那贫穷的日子里，平日里如何省吃俭用，过年也要蒸上这些供仰，恭恭敬敬地献到堂屋里的供桌上，从年三十开始，每天早晚都要上香磕头，这样，一直持续到正月二十日以后才收起来。任之良理解母亲的行为，这是祭祀活动的延续，是图腾崇拜的遗风，是从人类早期就有的一种文化活动，它现在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了它，不知母亲还是不是母亲。
他看着那精美的造型、图案，形象逼真的“牛”、“羊”，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考古发掘出来的祭祀文物和保留在岩洞中的原始壁画，看着这些东西，就如同看到了数万年以前远古人类的生活习俗，由此可见，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离饮毛茹血的时代并非有多远？
“发什么愣呀，还不上个香吃饭呀！”李丽娟没好气地说。
任之良想着林思凡，在这除夕之夜，外出漂泊，觉得不是滋味，他瞟一眼李丽娟，不觉有点汗颜，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他向李丽娟投去神秘地一笑，算是表达对她的歉意。他站起身走到餐桌前，点上三炷香，双手抱在前面，深深地作了三个揖，把香插在供仰前的米碗里，回到沙发上。
这时，母亲和欣亮也回来了，一家人围坐在茶几旁，开始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骆垣起了个大早。外面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响个不停，骆垣心中一阵烦躁，坐卧不宁。他在客厅里来回踱了几圈，进了大头的卧室。
大头还在睡觉，他气不打一处来，揭开被子，摇着大头的大脑袋叫起来：“哎，这狗日的，还不起来。哪来这么多穷瞌睡，回来以后你天天睡，把脑袋都快睡扁了，还睡？”
寒假里，大头一直蜗居在家，不是看电视就是上网打游戏。骆垣看着就烦。
这孩子生下来就由他的姥姥代养。骆垣是天生的风流公子，官瘾又大，整日里不是围着几个常委转，就是围着裙子转，那还顾得上儿子不儿子的。
王一丹忙着结交权贵，为丈夫的前程操碎了心，更没功夫养育儿女。大头在姥姥家里长大，对其父母的感情自然也就冷淡得多。
骆垣父子感情冷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头生下来不久，社会上就有人议论，说大头一点也不像骆垣，是不是他的儿子很难说的，应该做个亲子鉴定才对。实际上，王一丹的所作所为，骆垣是清楚的，只不过睁只眼闭只眼罢了。不做亲子鉴定，他也心知肚明，只是碍于王一丹在骆垣政治生命中的显赫位置，骆垣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如此，大头的出生就给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随着大头一天天长大，其相貌与行为举止，与骆垣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大头回来，天天绕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他是怎么看怎么别扭。
过了腊月二十日，骆垣的头等大事就是“拜早年”。上班时间，他一个一个打电话，无一例外“拜个早年”，再东拉西扯一阵子，嘘寒问暖，极尽关爱之情，最后婉转地探听一下此人的行踪，回家后备一份礼物，在夜幕降临之后，便潜入选定的对象家里“拜早年”。
几天下来，该拜的都拜了，该说的话都说了。按以往的情形，就算已经播下了种子，只等来年的收获了。可今年不同于往年，有个冒名鉴字的事，像磨盘一样压在他的心头，在拜早年的过程中，拜年的对象也都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有形无形之中，给他的拜年打了折扣，给他期盼的收获埋下了伏笔。
大头遭遇了骆垣的恶言恶语，心中不快，他揉揉眼，瞟一眼骆垣，嘴里咕嘟了句什么，翻个身又睡过去了。骆垣又骂了几名“狗日的”，无可奈何地回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顺手打开了电视机。电视里一片节日气氛，他翻遍了每一个频道，不是各地群众过节的新闻报道，就是形形色色的春节联欢晚会。他看着就心烦。
好不容易熬到王一丹起床、梳洗，一起吃过早饭。按照往年的习惯，各路神仙在年前已经拜过了，过节这几天该拜小鬼了。大年初一，按惯例拜的是王一丹的双亲。可今年不同，在年前，忘了拜一位关键人物，可不能再错过今天了。
饭后，王一丹张罗着要去父母家。骆垣就说了：“自家人，哪天去都是个去。今天说什么都得给徐局长拜个年去。”
“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我家嘛，爸妈他们都准备好了，你怎么又变卦了？”
“这不是才把徐局长给记起来嘛。我给你说，今天说啥也得先到徐局长那儿去。”骆垣态度非常坚决，不容王一丹有丝毫讨价还价的空间。
王一丹思谋了一下，说：“那好，我和儿子先去我家，你过去应酬一下，直接到我妈那儿。”
“行，”骆垣说，“恐怕还得带点钱吧！”
五十六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