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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魏假从卧榻上起来，不得不举行残缺凋零的朝会，第一句话便是怨恨的感喟。没有丞相，没有上将军，只有一片王族贵胄与仅有的十多名大臣博士。人人脸色阴沉，没有一个人有说话的意思。魏假无奈，教太子逐个征询，竟然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魏假大怒，一脚踢翻王案，甩着大袖径自去了。三日后，只有一个王族老臣秘密上书，一卷竹简只有两句话：“纵然有粮，城墙终究不支。水困难脱，唯保宗庙足矣！”魏假很清楚，老臣是说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降秦。可魏假还想撑持一段时日，大梁毕竟城高墙厚，粮仓兵器库又都是满当当，纵然无法打仗，民变兵变决然不会生出。或许天意转机，在撑持时日楚国齐国会出兵，甚或秦王死了秦国乱了，魏国岂不大难不死，魏假岂不成了天下英雄？毕竟，秦王虎狼暴虐成性，上天终究会惩罚他，谁能说准这个天谴不在明天？种种思谋之下，魏假下了一道安民王书，谎称齐楚两国将出动水军战船前来救魏，要民众各安其所静待援军。于是，惶惶万状的大梁城民众，终究些许松了口气。左右没法打仗没法出城，只有天天站在自家屋顶守望水势了。
不料，水淹一月之后，固若金汤的大梁竟然出现了种种奇异迹象。所有的井水都溢出了井口，所有的街路房屋大墙都潮湿得水淋淋，所有的粮食都生出了绿芽，所有的肉食都霉绿发臭。直至街中积水渐渐增高，大梁城便再也没有了往昔的蓬勃生机。此后，城砖石条一块块脱落，露出了夯土墙体；不到旬日，夯土墙体悄无声息地瘫成了一堆堆泥山，渐渐地，泥山也没有了……水淹大梁两个月后，秦军已经堵上了水口，冰势已经渐渐退去。纵然如此，凄惨的景象仍然在继续。厚厚的淤泥填平了所有的洼陷，堵塞了一切进出大梁的通道，两月前还雄峻异常的大梁，已经变成了一片茫茫灰黄的废墟。
这时，即或秦军撤兵，魏国王室也无路可逃了。
三月之后，厚逾数尺的淤泥结成了硬实的地面，秦军进入大梁了。
魏王假袖着来不及递出的降书，被王贲俘获了。看着这个满身狗骚气的嬴弱国王，王贲连认真呵斥几句的兴味也没有，认人之后大手一挥便走了。次日，魏假被姚贾押上一辆特制的青铜囚车，向咸阳辚辚去了。
这是公元前224年夏秋之交的故事。
六、缓贤忘士者 天亡之国也
魏国的灭亡很没有波澜，算是山东六国的寿终正寝典型。
一个国家的末期历史如此死一般寂静，以至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国王魏假，竟然找不到一个文臣武将的影子，在轰轰然的战国之世堪称异数。作为国别史，《史记·魏世家》对魏国最后三年的记载只有寥寥三行：“……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列位看官留意，三行之中，最长的中间一行说得还是国际形势。魏王假在位三年，实际只发生了三件事：秦灌大梁，虏王假，灭魏以为郡县。每读至此，尝有太史公检索历史废墟而无可奈何之感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实在没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东六国之中，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没有秘密性，最没有偶然性，最没有戏剧性。也就是说，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简单，最为人所共识。后世史家对魏国灭亡的评论揣测很少，原因也在于魏国灭亡的必然性最确定，只有教训可以借鉴，没有秘密可资研究。《史记·魏世家》之后有四种评论，大约足可说明这种简单明了。
其一，魏国民众的记忆感喟。百余年之后，太史公在文后必有的“太史公日”中记载云：他到大梁遗迹踏勘搜求资料，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梁遇见了前来凭吊的魏国遗民（墟中人）；遗民感伤地回顾了当年秦军水攻大梁的故事，“说者皆以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也就是说，民众认定魏国衰弱灭亡的原因，是没有用信陵君。
其二，太史公自家的评价。太史公先表示了对大梁民众的评价不赞同，后面的话却是反着说。其全话是：“……（对墟中人之说）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直译，太史公是说：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评判。天命秦统一天下，在其大业未成之时，魏国便是得到伊尹（其名阿衡）那样的大贤辅佐，又能有什么益处呢？果真将这几句话看作为魏国辩护，未免小瞧太史公了。究其实，太史公显然是在说反话。如同面对一个长期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有人说这种病服了仙药也没用，你能说这个人不承认那个人有病么？也就说，太史公实际是有前提的，魏国失才之病由来已久，此时已经无力回天矣！
其三，东汉三国人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三国学人谯周对魏国灭亡之评说云：“以予所闻，所谓天之亡者，有贤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纣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谯周评说是历史主流的评判，他阐明了这样一个简单实在的道理：有贤不用，便是史谚所谓的“天亡之国”。若殷纣王用三个大贤（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称为三仁），纵然是明修王道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何况秦国虎狼之邦，如何能灭亡果真用贤的魏国？应当说，谯周之论是对天命国运观的另一种诠释，因其立足于人为（天亡即人亡），因而更为接近战国时代雄强无伦的国运大争观，与战国时论对魏国灭亡的评说几无二致，应该是更为本质的一种诠释。
其四，后世另一种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述赞》云：“毕公之苗……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正……王假削弱，虏于秦政。”述赞评价的实际意思是：自立国开始，魏国便是个很正道的邦国，只是魏假时期削弱了，灭亡了。这是史论第一次正面肯定魏国。两千余年后，这种罕见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观浸润下弥漫为正统思潮。清朝乾隆时代产生的系统展示春秋战国兴亡史的《东周列国志》，其叙述到魏国灭亡时，引用并修改了这段述赞，云：“史臣赞云：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强盛。惠王好战，大梁不竟。信陵养士，神气稍振。景湣式微，再传而陨。”此书以“志”为名刊行天下，并非以“演义”为名，显然被官方当做几类正史的史书。这说明，这种观念在清代已经成为长期为官方认可的正统评价。这种评价的核心是：忽视或有意抹煞魏国的最根本缺陷，而以空洞的正面肯定贬损“暴秦”，与三国之前客观平实的历史评判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观念，而且是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评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一个“繁昌忠正”的国家能削弱而灭亡，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悖论。
历史评判的冲突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被刻意抹煞的事实。
这个事实最简单，最实在：长期地缓贤忘士，而最终导致亡国。
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后裔，其历史可谓诡秘多难。
西周灭商之初，三个王族大臣最为栋梁：周公（旦）、召公（爽）、毕公（高）。其中的毕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毕公封于周人本土的毕地，史称毕原。《史记·集解》引唐代杜预注云：“毕在长安县西北。”据此可知，毕原大体在当时镐京的东部，可算是拱卫京师的要害诸侯。之后，不清楚发生了何等样事变，总之是“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成夷狄”。检索西周初年的诸多事件，其最大的可能是，毕公高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殷商遗族与周室王族大臣合谋的“管蔡之乱”，否则毕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身陡然沦为庶人，其余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其后，历经西周东周数百年无史黑洞，毕公高的中原后裔终于在晋国的献公时期出现，其族领名毕万，一个极为寻常的将军而已。
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国攻伐霍、耿、魏三个小诸侯国，毕万被任命为右军主将。此战大胜，晋献公将耿地封给了主将赵夙，将魏地封给了右将军毕万。从这次受封开始，毕万才步入晋国庙堂的大夫阶层。也许是部族坎坷命运艰险，这个毕万很是笃信天命，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当年，毕万漂泊无定，欲入晋国寻求根基，先请一个叫做辛廖的巫师占卜。辛廖占卜，得屯卦，解卦云：“吉（卦）。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因为屯卦是阐释天地草创万物萌芽的蓬勃之象，对于寻求生路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吉卦。后来的足迹，果然证明了这个屯卦的预兆。这次，毕万也依照惯例，请行占卜，意图在于确定诸般封地事项。晋国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这次占卜，解卦象云：“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封赏，天开之矣！天子日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于是，毕万正式决断：从大名，部族以封地“魏”为姓氏；从满数，全力经营这方有“万民诸侯”预兆的封地。
至此，晋国士族势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国根基遂告确立。
其后，晋国出现了晋献公末期的储君内争之乱。此时毕万已死，其子魏武子选准了公子重耳为拥戴对象，追随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为晋国国君（文公）后，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袭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晋国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开始了稳定蓬勃的壮大。历经魏悼子、魏绛（谥号魏昭子）、魏嬴、魏献子四代，魏氏已经成为晋国六大新兴士族之一（六卿）。这六大部族结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不断吞灭、瓜分、蚕食着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晋国事实上支离破碎了。又经过魏筒子、魏侈两代，六大部族的两个（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