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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怨声，又是指斥，其辞直白说便是：“松林啊，柏林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那些外来客！”歌儿流传开来，又有了多种解说。有人说，这是指斥齐王建听信外邦间人蛊惑之言，结好秦国，误了齐国。又有人说，这是齐人怨恨自己的国王不早早与诸侯合纵抗秦，以致亡国。还有人说，这个客，是指斥齐王听信后胜而接纳流亡世族，导致了齐国最后的大乱。总归是种种纷纭，至于后世，依然还是纷纭无定。
这一年，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嬴政时年三十九岁。
齐国灭亡了，六国全部灭亡了。天下洪流隆隆转过了一座雄峻的高原，骤然涌向开阔的平野，荡开了浩浩之势，开始了一次亘古未闻的伟大转折。
六、战国之世而能偏安忘战 异数也
齐国的灭亡，是战国历史的又一极端个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历时堪堪十年。自灭韩之战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国的战争都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余波始终激荡连绵。我们不妨以破国大战的顺序，简要地回顾一番。韩国战场规模最小，然非但有战，更有灭国四年之后的一场复辟之战。赵国之战最惨烈，先有李牧军与王翦军相持激战年余；李牧军破后又有全境大战；国破之后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代国，坚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后的激战中举国玉碎，代城化为废墟。燕国则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联军大战，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直到五年后山穷水尽。魏国则据守天下第一坚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黄河大水战淹没。楚国老大长期疲软不堪，却在邦国危亡的最后时刻创造了战国最后的大战奇迹，首战大败秦军二十万，非但一时成反攻之势，且成为战国以来山东六国对秦军作战的最大胜仗之一。再次大战，更以举国之兵六十万与六十万秦军展开大规模对峙，直到最后战败国灭，残部仍在各自为战。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的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
齐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中，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西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后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则，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是惊人地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性交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种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便是后世的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根基。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洞察，也便往往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后，占卜星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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