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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有功于大秦新政，有功于天下臣民。
蒙恬无愧于李斯，实实在在地有恩于李斯。
教如此蒙恬去死，教如此扶苏去死，李斯何能下笔哉！
然则，庙堂逐鹿业已展开，李斯又岂能坐失千古良机？李斯所以愿意起而逐鹿，根基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评判：李斯功劳虽大，然若李斯就此止步，在秦国重臣眼中，在身后国史之中，李斯便始终是个颇具声名的谋臣而已。所以如此，全部根基只在一处：秦始皇帝的万丈光焰，掩盖了李斯的身影；有嬴政这般秦王这般皇帝，任何功臣的功业足迹都将是浅淡的。李斯不满足。李斯要做商鞅那样的功业名臣——虽有秦孝公在前，青史却只视为商鞅变法！李斯要做周公旦那样的摄政名臣——虽有周成王在前，青史却只视为周公礼治！对目下李斯而言，达此圣贤伟业之境地，一步之遥也。而若退得一步，依据秦法秦政之道，秉承皇帝素来意志拥立扶苏即位，则李斯很可能成为惨遭罢黜甚或惨遭灭族之祸的祭坛牺牲品。赵高固然可恶，然赵高对皇帝身后的变局剖析却没有错：扶苏为帝，蒙恬为相，则必然要宽缓秦政，要寻找替罪羊为始皇帝开脱；其时，这只替罪羊当真是非李斯莫属也。也就是说，要依据皇帝素常意志行事，李斯也相信天下可以大定，但却一定要牺牲李斯！那么，李斯做牺牲的道理何在？公平么？若李斯是庸臣庸才，自是微不足道，作牺牲甚或可以成就名节。然则，李斯恰恰不是庸才。由是，另外一个追问便强烈地在心海爆发出来：若李斯继续当政，继续创造前所未有的功业而使天下大治，便果然不如扶苏蒙恬之治道么？李斯的回答是：不会不如扶苏蒙恬，而是一定大大超越扶苏蒙恬！对为政治国，李斯深具信心。扶苏固然良材美质，然其刚强过度而柔韧不足，则未必善始善终。蒙恬固然近乎完人，然其大争之心远非王贲那般浓烈，则未必能抗得天下风浪。李斯固然有不如扶苏蒙恬处，然论治国领政长策伟略，则一定是强过两人多矣！
唯其如此，一个必然的问题是：李斯为何要听任宰割？
李斯的老师是荀子。当年，李斯对老师的亦儒亦法的学派立场是心存困惑的。直到入秦而为吕不韦门客，为吕不韦秉笔编纂《吕氏春秋》，李斯才第一次将老师的儒家一面派上了用场，体察到丰厚学理带来的好处。后来得秦王知遇，李斯又将老师的法家一面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从而连自己也坚执地相信，自己从一开始便是法家名士。李斯不讳言，对于老师荀子的渊深学问与为政主张，他是先辨识大局而后抉择用之的。也就是说，李斯并不像韩非那般固守一端，那般决然摒弃儒家，而是以时势所许可的进身前景为要，恰如其分地抉择立场，给自己的人生奋争带来巨大的命运转机。在李斯的心海深处，对老师的学问大系中唯一不变的尊奉，便是笃信老师的“性恶论”。
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老师的理念是人性本恶。李斯记得很清楚，老师第一次讲“性恶论”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自幼经历的人生丑恶与小吏争夺生涯，使李斯立即将老师的“人性本恶”之说牢牢地钉在了心头。入秦为政，李斯机变不守一端，大事必先认真揣摩秦王本心而后出言，正是深埋李斯心中的“人性本恶”说起到了根基作用。李斯相信，人性中的善是虚伪的，只有恶欲是真实的。是故，李斯料人料事，无不先料其恶欲，而后决断对策。多少年来，李斯能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不能不说，深植心田的警觉防范意识是他最为强固的盾牌。
至今，老师的《性恶篇》李斯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来：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憎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声色之欲，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若饥，见尊长而不敢先食者，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有所代也。子之让父，弟之让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凡礼义者，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艺，苟有之中者，必不求于外。由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夏）桀（盗）跖，其性一也；君子其与小人，其性一也。……礼义积伪，岂人之本性也哉！……所以贱于桀（盗）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
李斯自然知道，老师荀子作《性恶篇》的本意，是为法治创立根基理论——人性之恶，必待师法而后正！乃老师性恶论之灵魂也。即或对人际交往之利害，老师也在《性恶篇》最末明白提出了“交贤师良友”之说，告诫世人：“……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漫、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也就是说，荀子的性恶论，本意不在激发人之恶欲，而在寻觅遏制人性恶的有效途径。
虽然如此，对于李斯，《性恶篇》之振聋发聩，却在于老师揭示的人世种种丑恶，在于老师所揭示的恶欲的无处不在的强大根基，在于性恶论给自己的惕厉之心。老师在《性恶篇》中反复论证的六则立论，一开始便深深嵌进了李斯的心扉：一则，人性本恶，无可变更；二则，善者虚伪，不可相信；三则，利益争夺，人之天性；四则，人有恶欲，天经地义；五则，圣人小人，皆有恶欲；六则，圣贤礼义，积伪欺世，效法必败。总归言之，老师的《性恶篇》在李斯心中锤炼出的人生理念便是：人为功业利益而争夺，是符合战国大争潮流的，是真实的人生奋争；笃信礼义之道，则是伪善的欺骗，结果只能身败名裂。李斯深信，师弟韩非若不是探刻揣摩了老师的性恶论，便锤炼不出种种触目惊心的权术防奸法则。李斯也一样，若不是以老师的性恶论作为立身之道，也不会有人生煌煌功业。在灵魂深处，李斯从来都坚定如一地奉行着自己的人生铁则。今日，有必要改变么？
鸡鸣之声随着山风掠过的时刻，李斯终于提起了那管大笔。
这是蒙恬为他特意制作的一支铜管狼毫大笔。那是蒙恬在阴山大草原的狼群中特意捕猎搜求的珍贵狼毫，只够做两支铜管大笔。蒙恬回归咸阳，一支大笔送给了秦王嬴政，一支大笔送给了长史李斯。当年，李斯曾为这支铜管狼毫大笔感动得泪光莹然。因为，李斯知道蒙恬只做了两支，曾劝蒙恬将这支大笔留给自己。蒙恬却是一阵豪爽的大笑：“斯兄纵横笔墨战场，勾画天下大政，焉能没有一支神异大笔也！蒙恬刀剑生涯，何敢暴殄天物哉！”自那时起，这支铜管狼毫大笔再也没有离开过李斯的案头。每当他提起已经被摩挲得熠熠生光且已经变细的铜管，手指恰如其分地嵌进那几道温润熟悉的微微凹凸，才思源源喷涌而出，眼前便会油然浮现出蒙恬那永远带有三分少年情怀的大笑，心头便会泛起一阵坚实的暖流，是的，蒙恬的笑意是为他祝福的……
此刻，当李斯提起这支狼毫铜管大笔时，心头却一片冰冷，手也不由自主地瑟瑟颤抖起来。蒙恬的影像时隐时现，那道疑惑的目光森森然隐隐在暗中闪烁，李斯浑身不自在，心头止不住一阵怦怦大跳……李斯屏息闭目片刻，心海蓦然潮涌了。
宁为恶欲，不信伪善！
人性本恶，李斯岂能以迂阔待之哉！
功业在前，李斯岂能视而不见也！
扶苏蒙恬当国，必以李斯为牺牲，李斯岂能束手待毙乎！
……
终于，那支大笔落下了，黄白色的羊皮纸上艰难地凸现出一个一个只有始皇帝嬴政才能写出的独特的秦篆——
朕巡天下，制六国复辟，惩不法兼并，劳国事以安秦政。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朕之所为。扶苏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安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兵，属裨将王离。始皇帝三十七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