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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少量手工业是可能的。在土地还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劳动力是生产中最
重要的因素，因此各个封建领主都要争夺和保护领地上的人口，而自给自足
的经济单位也有利于减少人口的流动，这一切导致对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
了商业的衰退。从笈多时期开始，货币的流通量就大大减少了。法显曾提到
在中部地区，“贸易则用贝齿”。笈多诸王中，除沙木德拉笈多之外，发行
的铜币都很少。但这一时期用于大宗交易的高值金币在继续流通。
海外贸易对印度的经济的作用也不如前一个时期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印
度社会内部的变化，自给自足的封建领地不需要太多的交换，另一方面笈多
王朝把政治中心重新搬回恒河中下游也使其对西北贸易通道的控制失效，而
恒河平原的肥沃土地所提供的农业税收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贸易收
入。从外部环境来看，印度的远方贸易伙伴都经历了一些新的变化与危机。
中国自汉代以后就出现了分裂的局面；罗马帝国分裂了，中亚的道路更不安
全了。一些主要商路的改道也造成沿途城市的衰落。
尽管有这些不利的条件，贵重物品的贸易，不管是对中亚方面还是对西
方，仍在进行。因为统治者们，不管是暴发户还是旧贵族，以及城市中的少
数上层市民仍千方百计地用特殊商品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印度与地中海的贸
易，在罗马帝国的危机时期有所下降，但拜占庭的兴起很快弥补了这个差额；
东南亚的马来亚、柬埔寨、泰国等地都有印度的商站。主要的进口货物为金、
银、锡、铅、丝与马匹等，自中国输入的麝香、生丝、丝织品、桐油、琥珀；
自埃塞俄比亚输入的象牙，都是进口的大宗。而印度则继续出口宝石、香料、
染料、香药、檀木等。同时宗教活动也有利于维持长途贸易。佛教从东汉时
传入中国以后，在分裂动荡的政治气候下迅速发展，在北朝达到极盛。在连
接中国与地中海沿岸的中亚丝绸之路上和以往一样有印度商人的足迹。行会
在商品生产和商业事务中，继续是主要的机构，它们在其内部组织中，几乎
依旧是自治的，而政府尊重它们的法规。它们根据自己的行规处理成员间的
纠纷，并管理成员的经济活动。它们有共同的财产，和以往一样，能够发行
期票，甚至铸造钱币。但手工业行会已开始失去先前所具有的重要性，它们
的权力由封建主所接替。
笈多时期和贵霜时期新兴的城镇逐渐被放弃，一度是北印度大多数王朝
首都的华氏城失去了它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曲女城，得以支配恒河平原；
马士腊既是纺织品贸易的中心，又像巴纳拉斯那样是庙宇的中心；塔内萨尔
获得一种战略的重要性，控制着恒河上游；哈德瓦成为香客朝拜的中心。大
多数城市的规划相当简单，设计成正方形。房子有高高的窗和阳台。市场和
商店所在的主要街道上，林立着较小的房屋，带有一个可展望大街的阳台。
在城市里的富人区，木质结构几乎已全部由砖瓦结构所取代。这种精巧玲珑
的形式，造就一种少数人享受的高级文化。从考古挖掘中证明，在各地层所
发现的物品显示了笈多精湛的技术和较高的质量，并且出现的次数颇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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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文学的描述，也证明了生活水准是高的。富裕的都市居民们生活在舒适
和安逸之中，有着宝石和服饰方面的各种奢侈品。在房屋中发现的，除了喷
水的陶器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铜和铁的物品；这些都暗示在都市中心的舒
适生活不只局限于上层阶级。然而贫富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城区较富，但郊
区贱民的生活非常简陋。不过农村在生活水准上显出的差别较小，贫富悬殊
不大。
（3）种姓制的变化
这时期种姓制有了很多变化。由于笈多诸王信奉婆罗门教，婆罗门的地
位又受到重视。他们得到赐田，有了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他们主管教育，
垄断知识。他们编写的各种文献都宣扬婆罗门种姓的高贵。如法典对他们的
特权有明确的规定，婆罗门决不能成为奴隶，犯罪时其最高处分只能是流放，
不得处死或奴役。在神判法中，刹帝利受火检验，首陀罗受毒药检验，与其
他种姓不同。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内也都有严格的种姓划分。各种姓在城
市里有不同的居住区，有不同的住房规格。婆罗门非常重视血统的纯洁，特
别厌恶贱民的不洁，甚至碰到贱民的影子也认为是受到污染，也要举行净身
仪式。他们反对飘洋过海到远方异国去，因为会与不洁的蔑戾车 〈Mlechha〉
接触而受污染，在国外又难遵守种姓规则。这影响了印度人 〈主要是高级种
姓〉参加海外贸易，但却有利于婆罗门抑制商人 〈吠舍〉的经济力量；同时
还可打击吠舍商人支持的佛教与耆那教。
然而，传统的四种姓之间的划分在这时期编写的法典中虽有明确的规
定，但实际上并未严格遵守。有的种姓成员从事别的种姓职业。如婆罗门可
成为国王，刹帝利有权举行宗教仪式。公元5世纪的铭文提到在恒河上游城
市生活的两位刹帝利在从事商业；另一铭文提到古吉拉特的缫丝者行会，由
于丝的销售不景气，迁移到马瓦尔，改而从事弓箭手、兵士、吟游诗人与学
者等高级种姓的职业。婚姻方面同样有伸缩性，既有顺婚也有逆婚。不同种
姓、宗教和种族之间互婚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随着地方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发展，工匠和商人的流动减少了，最终也
固着在土地上，成为依附封建主的劳动者。无种姓或失去种姓的贱民地位更
加下降，受到十分屈辱的非人待遇。他们被认为是具有生性不洁、不忠诚、
嗜盗窃、好异端、喜争吵、重情欲、残忍、贪婪等习性的恶人，因此，必须
与他们隔绝。他们“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
相唐突”。
这时期的妇女和以往一样，在社会上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上层阶级的
妇女接受种类有限的教育，但这些教育仅仅是为了使她们谈吐娴雅，而不是
去参与公共生活。女孩子在青春期前就结婚的早婚甚至童婚受到拥护。在家
庭生活中，妻子也没有地位。她们被要求对待丈夫就像对待神一样，她的行
动要得到丈夫的允许，她要参加丈夫的斋戒与遵守丈夫的誓言。她要服待公
婆，听从他们的吩咐。她要料理家务，计算开支，祭祀家神，管理田园家畜
等。绝对贞洁、忠于妇道的妻子就能得到尊敬。当时不仅国王、贵族，就连
一般富人都盛行一夫多妻，而寡妇却不得再嫁，虽不是绝对禁止。萨帝的习
俗也开始在上层人士中流行。另外，在城市中有妓女，寺庙里有神婢，她们
也是受欺侮的地位低下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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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两汉时期的经济
在共同推翻秦朝之后，刘邦又在中原逐鹿中打败项羽，于公元前202年
统一全国，建立了汉王朝。汉朝包括了西汉 （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和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两个阶段，长达4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汉王朝在亚欧大
陆的东部建立起一个幅员千里的帝国，声威之显赫不亚于大陆西部的罗马帝
国，构成了古代文明中光辉灿烂的一幕。
1。农业和农民经济
（1）两汉农业生产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牛耕和铁农具的广泛
使用，标志着农业的重大进步。两汉时期，牛耕和铁农具在全国得到推广，
使用更为普遍，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京城长安和三辅地区，教老百姓
使用2牛3人的耦犁法耕田。东汉章帝时，王景做庐江（今安徽中部）太守，
“教民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东汉人崔寔记载辽东地区犁耕的
使用，“今辽东耕犁，既用二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个下种，二人挽
耧，凡用二牛六人”，远在岭南的九真地区 （今越南中部），东汉初年也开
始使用牛耕。汉代牛耕的普及，还可从考古材料中得到验证，内蒙、山东、
江苏、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都多次发现有牛耕的图画，
足以反映牛耕在汉代普及之广。铁器在汉代农业生产中也得到重视。汉武帝
为了推动农业的改良，在中央的大司农设置了铸铁之官，同时在全国44个郡
县设置了铁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
两汉的水利工程建设甚丰。据《史记·河渠书》的记载，“朔方、西河、
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
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
通道者，不可胜言”，汉代修渠灌溉相当普遍。关中地区的水利灌溉最为发
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规模较大的灌溉渠道。联系关东和长安的漕
渠，全长300余里，历时3年建成，使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缩短了一半，
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以灌溉。为灌溉长安周围的农田，还修建了龙首渠和六
辅渠。其中龙首渠采用了井渠法，民工在地面打井，井下水道相通。最著名
的渠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