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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渠。其中龙首渠采用了井渠法，民工在地面打井，井下水道相通。最著名
的渠道是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开凿的白渠，灌溉面积达四万余顷，百姓
受益很大，作歌以颂。东汉官民对原有的水利设施加以保持和修复，还兴建
了许多陂塘河渠，光武帝时重修汝南地区的鸿隙陂，使几千顷农田变为鱼米
之乡。此外，如庐江郡的芍陂，下邳国的蒲阳陂，会稽郡的镜湖，都是有名
的水利工程。一些考古遗址里，像四川彭山和成都等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
都有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具，上面还有水渠和闸门，这说明南方各地也在广
泛使用小型灌溉系统。黄河的治理是两汉时期一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西
汉文帝和武帝时，黄河两次决口，为害很大，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征调了几万民工修治，使此后80多年里黄河都没有大水灾发生。东汉初年，
明帝任用王景治理黄河，调集了几十万民工，在荥阳以东至千乘 （今山东高
青北）海口千余里的河段上修渠筑堤，消除了为害几十年的水患，此后800
余年黄河没有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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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方面，秦汉时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赵过推
广的耦耕法，由3人2牛协作而成，2人在前牵2牛，1人在后扶犁，这种简
单协作的劳动方法比较适合于农业家庭生产。赵过还提出了代田法。据《汉
书·食货志》的记载，这种方法是把1亩土地分成3条甽，宽1尺，甽上是
垅，也宽1尺，用垅边的杂草沃土来给甽里禾苗壮肥，耐风耐旱，同一块地
上的甽陇年年调换，来恢复地力，因此叫作代田法。代田法配合牛耕，都属
农业投入密集型草方面的改进。这样精耕细作，使耕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有很
大提高，每亩产量可超过普通田1斛到2斛。代田法适合于黄土高原，在关
中和西北得到推广。史载，当时“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足见收益不少。汉成帝时，汜胜之又在代田法的基础
上提出了区田法，这是一种强调劳动密集型的种植方法，把土地划成数寸大
小的小块，挖成沟坎，多灌溉，多施肥。区田种植以小块田为单位，山陵、
高陂地都可以开荒区种，又能充分利用水，适合干旱地区。区种的收获量远
高于一般方法，最高可达一亩百斛。东汉时，农耕器具又有改进，在中原地
区，牛耕改用短辕的1牛挽犁，比长辕的2牛抬扛要方便许多。全用铁制的
犁铧已大量使用，省力耐用，利于深耕。此外还有用来锄草的曲柄锄，收割
庄稼的大镰刀，都是新的创造。
汉帝国幅员广阔，各地农业生产差别很大，还有许多落后地区仍然使用
耒耜耕种，1人所耕不过10亩，效率很低，一些地区甚至还保留有刀耕火种
式的原始农业。当时黄河流域，是全国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区域，也是全国经
济重心所在，西汉人口的90％以上都分布在北部黄河流域，其中豫州一地，
面积仅占全国的1/50，而人口却占全国13％以上。以豫州与江南的扬州豫章
郡相较，豫州的大小只及豫章郡的一半，而人口已达750多万，是后者的20
多倍，足证南北人口分布之悬殊。东汉时期，南方人口显著增加，扬州人口
从320多万增至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从
470多万增到720多万，而北方人口除冀州有增加外，其它各处都呈减少的
趋势，说明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有南移的趋向，而南方人口的增长更促进了南
方地区的开发，减少了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终汉之末，北方黄河流域
仍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大部分人口还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
两汉农业生产在古代世界处于领先之列，在中国农业漫长悠久的历史进
程中有着非常卓著的地位。两汉人口已有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记载，西汉人
口数字以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记录最高，当时全国人口已达59，594，
978口。东汉时期的户口最高统计数字，是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的
人口记录，全国人口为50，066，856口。两汉时期，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了5
千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以后近1千年里，中国人口数量也一
直在这个水平上徘徊不前。汉代人口高峰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
尤其是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全国粮食总产量和农民每户平均粮食
生产量都有很大提高，足以在两汉400多年里维系5千万人口的粮食消费。
与当时西方相比，罗马帝国在公元200年左右达到人口全盛时，估计有4600
万人口，比之两汉最高时还少1千多万。当时欧洲人口估计有3，600万人，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欧洲人口则有2，800万，都比汉帝国少得多。汉代农业的
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基本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人口增长推进了农业的发展，加
快了荒地的开发。生产工具的改良，粪肥的利用，水利的兴修，这些卓有成
效的农业实践经验奠定了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特色，影响深远，直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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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中国农业生产仍未能从根本上突破汉代开创的精耕细作下的小农家庭
劳动形式，在生产工具和资源投入上并无重大改进，这固然说明了汉代农业
生产的成熟，更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是人口的主体，人口的增长推
进了农业的发展，而新增粮食主要用于新增人口消费，积累很少，所以精耕
细作下的传统农户家庭经济不能摆脱人口压力。农业进步虽在汉代达到很高
水平，却再难以有根本上的突破。
（2）农民和农民经济
客观地估计，汉初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当时社会刚开始从战乱中
恢复，田园荒芜已久，人口流失，农民很容易得到土地，汉朝政府也采用一
些措施扶植自耕农，轻徭薄赋。汉武帝时开始，土地兼并成为严重问题，小
农破产流亡者很多，但直到东汉晚期以前，两汉农民中大约仍以自耕农为主。
东汉晚期开始，随着大土地占有制的迅猛扩张，农民越来越向佃客、部曲转
化，自耕农已不占主要地位。佃农的数量也不少。武帝初年，董仲舒说，商
鞅变法之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破产农民只能租种豪民
的土地，交纳一半的收获作为地租，而国家对自耕农仅征“十五税一”的田
租，佃农负担沉重，过着“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豕之食”的痛苦生活。自
耕农、佃农，在身份上都是自由农民，秦统一后将个体小农称为“黔首”，
秦汉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小农人身上没有什么限制，农民可以
自由买卖土地，出卖个人劳动力。政治上打破了原来贵族世袭的特权。秦汉
时期，有不少著名的官员和武将就是农民出身的。雇工劳动在当时也很流行，
不少编户齐民因生活窘迫，为人雇佣。如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就是佣
耕出身。史书记载的西汉丞相匡衡，“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
以给食饮”。东汉时的卫飒，“家贫好学，随师无粮，常傭以自给”。除了
我们上面谈到的自耕、佃耕和雇工劳动之外，当时还有奴隶劳动，作用也不
可低估，总之，两汉时期社会经济成份复杂，与之相适应，各种劳动形式也
都相随并存。
两汉时期的普通农民，被国家称为“编户齐民”。齐民，即是言他们的
身份无贵贱之分都受郡县管理。编户齐民规定了农民自由民的身份。自由农
民作为编户齐民，在政治上可以享受二十等爵的待遇。二十等爵制度由秦国
商鞅开创，原为奖励军功，汉承秦制，设立了从最低的公士一级到最高级彻
侯的二十等爵制，爵级越高，身份和利益就越大，到了关内侯、彻侯这些最
高爵级，往往只有那些极少的声势显赫的大官僚贵族才能得到，普通农民一
般只获有最低的几个等级。尽管如此，两汉普通农民能与官吏一起置身于二
十等爵制之下，当时也有一些高官达贵正是由平民布衣身份而封侯拜相，这
充分说明了两汉平民的自由民身份，两汉国家并未堵塞普通农民政治上的仕
进之途，为官为民并没有天然的殊途，社会内部流动是很活跃的。从农民与
国家的经济关系来看，两汉国家的统治是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编户民对国家
有租税徭役负担。田租是向占有土地的农民征收，一般是三十税一或十五税
一，每人还要交纳算赋或口赋。汉代成年男子一生还要服兵役2年，包括到
边塞当戌卒。两汉政府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重减轻农民负担，但当时农
民仍难免受封建国家的压榨，遇上战事而被征发者处境尤惨，像汉武帝连年
对外用兵，“天下苦其劳”，“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老百姓不堪
其负，“至于生子辄杀”。
西汉时，晁错给文帝的上疏中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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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
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
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
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