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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苦如此，尚复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
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①
这段话是对两汉农民生活状况的一般概括，5口之家的说法也可从两汉
人口登录中得到验证。有人根据东汉8次人口登记的数字，将总人口除以总
②
户数，所得每户平均数也是5口左右。又据梁方仲对两汉户口、垦田的研究，
两汉每家农户平均占地70亩左右，人均占地14亩左右。这和前面晁错所言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相距不远。大约两汉农民每家占地百亩的也相当多，
可与富裕农民之列。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具体记载了当地农
民占地情况，在19家农户中，每户最多占地54亩，最少占8亩，各户平均
占地24。6亩，每人平均占地5亩左右，全属小土地占有者，每家所占土地极
其微薄有限。两汉农民中像这种情况者估计要占相当高比例。当时农民中也
有土地买卖发生，现代考古发现一批记录土地交易的汉代“买地券”，证明
了汉代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普遍存在，不同于史书文献中记载豪民兼并土
地动辄百顷、千顷，买地券所载的土地数量不过几亩或几十亩。像《曹仲成
买地铅券》讲曹仲成用九千钱买地六亩，《王未卿买地券》讲王未卿买田三
亩，《房桃枝买地铅券》则讲两个妇女之间买卖一亩地之事，表明这些土地
买卖都是农民之间进行，极有可能属于调余补缺的性质。
小土地经营，5口之家及土地私有和买卖的存在——这些两汉农民的经
济特点，是传统社会中农民经济的共性反映，它极易生存延续。两汉时期的
文景之治、光武中兴都是小农经济繁荣之时，但这种繁荣本身又有不稳定一
面，自然灾害、官吏征榨、地主兼并、人口压力等都会使小农经济落入破产
凋弊之地，这种两重性贯穿整个两汉小农经济发展历程的始终。
2。城市经济和工商业
两汉社会的构成，可视为乡村和城市两个部分。在农村社会这个大舞台
之上，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试从交换经济、
工商业和商人、货币等几方面来说明两汉经济的进步。
（1）交换经济的发展
《史记·货殖列传》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当时交换经济的大发展，商品货
币关系的重要性给司马迁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当时人们从事商品生产和交
换，“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
民出之”。司马迁还将农工虞商视为民众衣食之源，不可或缺。据《史记·货
殖列传》记载，公元前的汉帝国在经济上可分为四个区域：西部，包括陕西、
甘肃、四川一带，产材竹、縠、旄、玉石；东部，今河北南部、山东、江
苏北部等地，产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出产柟梓、姜、桂、金、锡、连 （铝）、
丹砂、犀、瑇瑁、珠矶、齿 （象牙）、皮革；北方，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
以北，产马、牛、羊、旃裘、筋、角等。而就全国而言，“海内为一，开关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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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了流通中心的作用。长安是西汉的都
城，它所在的，“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长安城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商业都市，交通便利，是西北、巴蜀
与内地交易的枢纽，又是对西域通商的中心。长安城规模宏大，比当时西方
的罗马城大3倍以上，方圆有60里长，设有12道门，建设合理先进。长安
的工商业集中在东市和西市两个区域，规模很大，政府设立官署管理，市是
封闭的，市门的开闭也由政府规定，商人必须有市籍，纳市租。其它城邑也
都执行类似的管理市的规定。《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包括长安在内的19
个大都会，极言其繁华兴盛，这些都会里还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
寿春、吴、番禺、江陵、陶：
洛阳——中原地区的商业中心，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自周朝以来就是
有名的都市。《汉书·地理志》讲，这里人们爱经商，富人受尊敬，穷人被
贱视。
临淄——山东地区的最大城市。汉武帝时，临淄人口有10万户，市租上
千金之多，“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山东出产鱼、盐、漆、布、帛，特别
是纺织品，风行全国。
邯郸——战国时赵国旧都，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是黄河以北的最大商
业中心城市。
宛——今南阳，地处汉水、长江、淮水三水路与关中往来孔道上，有“商
遍天下，富冠海内之称，是南北方贸易的枢纽。
成都——巴蜀广汉出产盐、铁、布、竹、木等物，与西南边疆诸族贸易，
自西汉后期，成为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
以上五个城市，到西汉末期被并称为五都会，而江陵、寿春、番禺（今
广州）等，都是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其中番禺，还是海外贸易的大都会。
从全国城市分布来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都市的分布也不平衡，
北方的大城市要多于南方，且大多数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初
步形成了城市网络，这也是在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重要反映。
（2）工商业
古代工业都属手工业，即使有采矿、冶铁等规模宏大的行业，配有必须
的机械加以辅助，手工劳动仍在那里发挥主要作用。两汉手工业，从组织类
型上可划为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两种。官营手工业由政府投资，官吏管
理，享有某些行业垄断之权，规模盛大，人数众多，力量之雄厚远远超过私
营手工业。
制盐和冶铁两业是汉代官营手工业中最发达的部门。西汉开国之初，承
袭秦朝政策，允许盐铁私营。盐是人们生活必需，铁更是关系到生产和军事
的命脉，汉武帝时为解决财政困难，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决定施行盐铁
专营，严禁民间铸铁、煮盐。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在地方上设的
盐官，分布于26个郡、国，共32处，主要在渤海、黄海之滨和内地产盐之
处，如内地河东郡安邑县出产池盐，蜀郡临邛县出产井盐，巨鹿郡堂阳县出
产碱制盐，皆设有盐官。滨海之地，如辽西的海阳、辽东的平郭、会稽的海
盐、南海的番禺、苍梧的高要，也都设立了盐官。盐官雇贫民，发给煮盐的
工具，计工给值。
冶铁业方面，汉武帝在全国各处设立了铁官，连不出铁的郡也设小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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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旧铁改铸新器物。各地铁官统由中央的大司农委派铁市长、丞专管其事，
又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全国设铁官之地共44处，都是有铁矿之处或冶
铁业、铁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如南阳郡的宛，自战国以来就是以炼钢
出名的地方，因而也设有铁官。铁官组织本身，设有铁官长及铁官丞负责，
其下有吏、卒、徒等人服役，卒是服徭役的更卒，徒则是服苦役的犯罪刑徒。
每一铁官的所辖人数，能稽考的有200多人。山东滕县发现的汉代冶铁和锻
铁石刻画像，每一铁官有鼓风炉80座，每座以13人计，则一大作坊应有工
人1千多人。河南巩县和南阳也曾发现规模巨大的西汉铁官所属的冶铁作坊
遗址，巩县遗址中发现矿石加工工场一处，各式冶炼炉、熔炉、锻炉共 20
座，还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造坑等，以及各式各样的冶炼器材和产品，燃
料有木柴、原煤和煤饼3种。南阳遗址发现了17座半地穴式的炼炉，炼炉由
门、火膛、炉床和烟囱4个部分组成。这两处冶铁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了汉
代冶铁的技术水平。冶铁作坊与原料产地相结合，冶炼工序集中，从开采矿
石到锻炼铁器已全部使用铁制工具，都使用鼓风装置，掌握了高温冶炼的技
术。西汉冶铁技术水平已走在当时世界前列，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两汉人
均钢铁产量要远高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也越来越普
遍，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西汉已开始大量生产铁制兵器和铁制生活用具。到
西汉末年，铁制的日常生活用具已经普遍存在于南北各地。
铸钱业也是手工业的重要部门。汉武帝推行五铢钱后，规定钱币统归上
林三官铸造，由水衡都尉管理，铸钱业自此成为国营垄断的特殊部门。从铜
材的来源到铜钱的翻模铸造，都有专门管理。铸钱首先要有充足的铜料，炼
铜的工人每年在10万以上。制作时还需要不少精致的钱范，费工颇多，即使
比较普通的陶钱范，要做成1块至少须要3个月，多则6个月。
制盐、冶铁和铸钱是两汉官营手工业的3大支柱，也是汉帝国利益的攸
关所在。盐、铁两业均是社会上获利最大的生产部门，铸钱业更可以执一国
货币交换的中枢。西汉成立之初，没有盐铁、铸钱之禁，民间可以私营，汉
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