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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亭是早期法国留学生，在法租界小有声望。他不仅熟知法国政情，更熟知法国人的心理。他帮助杜月笙和法捕房里法国巡捕建立关系。
当杜月笙第一次和法国巡捕接触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国巡捕，对他伸出去的这只友谊之手，竟然握得非常之亲热。他们的热烈欢迎，使杜月笙的自卑心理悄然顿失，忍不住洋洋得意起来：原来法国人这么看重我杜月笙！
“法国人跟中国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有王公贵族，也有乞丐瘪三。”王茂亭告诉杜月笙，“这些飘洋过海的老法，说到底，万里远游只为财。”
听到这里，杜月笙笑了，底下的话不用明说，对付“爱财”的人，杜月笙比谁都有办法。不久他便发现，法国人所以对他那么亲热，正是为了纳贿分脏那点事体。
一直以来，老法们都是按月在三鑫公司吃俸禄。但红包送进去要转几道手，他们拿到红包后，总是心存疑惑，不晓得被经手人吞去了多少。如今出钱的主子露面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少一层经手的人对他们来说，自然要实惠得多。杜月笙找来金廷荪，把这个分派红包的事体理顺，老法们得了实惠，个个眉开眼笑。
引领杜月笙走进法租界公董局，直接与法国上层打交道的，是杜月笙的第二位法文翻译李应生。李应生是广东人，也是老法国留学生，自家经营一爿珠宝店，身家不菲。王茂亭因故离去后，李应生走进了杜公馆。
和王茂亭相比，李应生更“兜得转”，他和法国头脑够交情，可以同起同坐，一口法语讲得和洋人同样的流利。他交际手腕灵活，在法国人面前，他是杜月笙的代表。杜月笙后来在法国人面前说一不二，能够“鸢飞鱼跃，借步登天”，也是得益于李应生运用多方面政治关系的运筹。
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头换面，文角色纷纷进杜宅，杜月笙俨然成了文绉绉的绅士。他的言谈举止几乎很难再看出有什么流氓白相人的痕迹。当时沪上富商巨贾、绅士大亨，慕其名，惮其势，纷纷前来拜访结交，更有慕名而来求他办事的人，杜公馆门前每天都是车水马龙。从上午八点多钟开始，会客室外间便已坐满来访的客人。
杜月笙一般九点起床，吃早饭的时候，翁左青会送来一张单子，上面写着这一整天需要应酬的事项细节。
早饭后，杜月笙开始接见客人。他的领悟能力极强，一见到来客，就会想起他身上发生的事体，知道他为什么来的。对方一张嘴，他就什么全明白了，有时甚至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他截断对方的话，摆着一副大绅士的派头，和蔼地给对方一个答复，一般是以下几句话：
“你的事体我晓得了。”
“你放心，我会替你办好。”
“好，再会。”
说起杜月笙的热心，帮会大亨里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只要人家来找他，无论认不认得，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一概答应，一概圆满解决，甚至连乞丐上门，他都会吩咐账房拿出洋钿打点，账房先生那儿专门有一笔洋钿，是用来给按月领取奉银的乞丐派发的。
看他整天为别人的事赔钱受累，家人、朋友和给他跑腿办这些具体事的人，免不了就要絮叨两句：
“整天自家的事都忙不来，还要给人家管闲事，倒贴钱，这是何苦呢？”
杜月笙的回答却是意味深长。
“人家来托我办事，就是看得起我，信得过我。就冲这一点，我就应该帮他们把事体办好。”
由于有求必应，杜月笙的名声越来越大，前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多。
玩转新闻界
杜月笙以前所收门生弟子，皆为“武角色”，即小流氓、包打探、巡捕、赌徒，但为数不多，“出色”的也微乎其微。如今人气旺了，自然要广收门徒，尤其要招纳“文角色”入杜门。
为了便于广招门徒，杜月笙简化了青帮开香堂的程序，并把上海商界通行的“拜先生，学生意”的仪式移花接木到青帮的拜师礼中。将开香堂改为点香烛，磕头跪拜改为三鞠躬，多人同时拜师时，还可以集体鞠躬。写有祖先三代的“拜师帖”改为“门生帖”，拜师帖上一贯沿用的“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的套语，在缩短为“愿拜门下听从训诲”。门生一律改称“学生子”，“老头子”则称为“先生”、“老夫子”。
这种招纳门徒的方式简便易行，不仅使杜门很快吸纳大批知识界学生子，而且在1927年杜月笙步入政治舞台后，手下又涌进一大批官僚买办、投机政客、以及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其中不少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物。
上海是中国报业的发轫地，杜月笙深知新闻事业的重要。他一边跟报馆老板拉关系、攀交情，一边着力结交各报馆编采两部的中坚分子。《新闻报》编辑唐世昌便是杜月笙在新闻界招纳的第一个学生。
唐世昌从业20余年，在新闻界有一定的威望和实力。杜月笙看好这一点，先派唐世昌身边要好的朋友递话，说杜先生想与唐先生结交。唐世昌开始还有点犹豫，觉得杜月笙虽然势力强大，可毕竟是白相人地界的人物，和自己一介文人有何相干。但犹豫之后还是去了杜公馆。
第一次登门，见到杜公馆门前排起长队的汽车、黄包车，乌压压一大片的司机、保镖、黄包车夫，他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杜公馆竟如此门庭若市。穿过水木清华的深宅大院，看到排队坐在会客室外等候接见的人们，唐世昌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些人看上去并不都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或者黑道的流氓瘪三，似乎也有普通市民甚至乞丐。
自己是应邀而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也该排队。如果排队的话，这个自视清高又有着几分硬气的新闻人士大概立马会拂袖而去。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去通报的人还没出来，便有一位看上去有点羸弱的中年男子迎出来。
“唐先生，久仰，久仰！”
想必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了。这时唐世昌注意到那些等候的人，一个个都非常羡慕地望着他，似乎陡然间也生出某种荣耀的感觉。
再看杜月笙，一袭白绸长衫，一双布鞋，身材修长，面孔瘦削，一双硕大的招风耳尤其醒目。他原先以为，此等流氓瘪三出身的人物，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也该是一介赳赳武夫，却怎么也没想到，杜月笙竟是一副文人雅士的模样。
坐下来交谈，杜月笙嘴里不但没有一般白相人挂在嘴边的粗话，甚至说出话来都是文绉绉的，加上彬彬有礼，这不得不让唐世昌刮目相看，并很快倾心相交，引为知己。
唐世昌拜杜月笙为先生之后，由于他的影响和辗转介绍，更多报馆的编辑记者成为了杜公馆的座上客，以后如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著名报人，也都或明或暗地成为杜月笙的学生子。通过这些人，杜月笙控制了新闻界一大批从业人员。
按帮会惯例，徒弟拜师都要孝敬师父。而杜月笙晓得，这帮报业人员多半薪金不高，生活清苦，他不但不收这些学生子的贽敬礼金，反而转过来资助他们。这些在报馆工作的杜氏门人，每月都有杜公馆账房派发的津贴，50块至100块不等。如果他们把这笔收入存下来，每年足以购置一部小轿车。
对于不买账的报馆人员，杜月笙自然有他的办法，因为哪个报馆老板都不会为了区区一个小编辑、小记者去开罪杜月笙。曾经有两位分属北平《世界日报》和天津《逸世报》的青年记者，每人写了一篇描写上海烟土的通讯，见报以后，某位上海市长亲自出面，委婉告诫两位记者：
“你们这样写，杜先生晓得一定不开心。你们年纪轻轻的，何必去得罪杜先生呢。”
两位记者从此再也不敢写烟土方面的文章。有市长出来说话，可见杜月笙当时的势力之大。
凭着硬扎的靠山，唐世昌和其他较有实力的杜月笙的学生子，一个个成了当时颇有势力的人物，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他们可以压下不发，无中生有的事他们可以在报上掀起滔天大浪，一条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在见报当天会突然失踪，报馆老板会视而不见，采编人员会一言不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杜氏门生在执行杜先生交给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大多是杜月笙受人之托布置下来的。
靠着在报界新闻界的力量，杜月笙帮助不少达官贵人抽掉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一年下来，这样为别人“排忧解难”的事件不知要有多少次。这种交情的分量足够重，受惠者因而感激涕零，以后遇到杜月笙有事，不用开口便一个个设法帮忙，鼎力相助，作为报答。杜月笙自家就曾高谈阔论他的“生意经”——存交情。
“别人存铜钿，我存交情。”凭着这些“交情”，他的关系网可谓四通八达，在上海滩他处处“吃得开”“兜得转”。
而杜月笙的“存交情”不仅仅是为别人“排忧解难”，遇到他自家有事，他解决的更是巧妙和高明。当年左派人士邹韬奋在上海办了一份《生活》周刊，有一段时期，《生活》周刊集中火力，向身为“封建余孽白相人头脑”的杜月笙猛烈开火，几乎每期都有攻击杜月笙的文章。
这件事激起杜氏门人的愤慨，“文武角色”聚集在杜公馆的会客室里，吵吵嚷嚷。“武角色”要求杜月笙下令，给《生活》周刊点厉害的，“文角色”则主张以文章反击。杜月笙坐在八仙桌边的高靠背太师椅上，一边慢悠悠地品茶，一边面带笑容，摇头不语。
“杜先生，你倒是说话呀！”开山门弟子江肇铭急了。
“干脆乘夜深人静，我们弟兄几个去把他报馆砸了。”顾嘉棠看看“小八股党”的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