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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昆明后立即约见他们，但他们故意拖延，屡次推拖，改动会见日期，使我们无法及时开展工作，至8月9日才见到他们。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因为李闻案是一政治性谋杀案，普通法庭是审理不了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审理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求不要急于定案。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我们，有冷欣和张镇等作陪。此时顾祝同告我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我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
三、如此“公审”
增加冯素陶“观审”得不到同意，只有我与周新民二人去参加15日的“公审”。“公审”时到的只有被邀的不过二十余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记者只二人，且均为国民党中央社的。《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申请参加，也无理地被拒绝。“公审”时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杀闻一多的两名凶犯，名汤时亮和李文山，据说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名中下级军官。真正的凶手是不是他们？谁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将闻一多被杀时受伤的他的儿子闻立鹤用担架送来法庭，以便辨认凶手和作证。但直到“公审”收场后，参谋长冷欣才要张寿贤秘书转告我们说，军法处去医院，院方出具证明，认为闻立鹤“伤势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
“观审”毕，我即致函顾祝同，说明我们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始终不曾给我们。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饭罢入另室谈话，我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对我说：我也还做不得主。
四、阻挠与封锁
同时，国民党在下面又采取种种办法，阻挠我们调查，对我们进行封锁。
本来早在李闻案发生之前国民党特务即散布谣言，制造打击民主力量的借口，空气已十分紧张。张贴在街头的反动刊物和壁报说，民主党派要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暴动”，夺取被国民党由龙云手中收去的政权，说“李闻加入了共产党”，“闻一多组织了暗杀团”，种种胡言乱语。在这种情况下，6月底民盟组织不得不多次举行招待会，说明我们的主旨是“和平建国，民主团结”，说明民盟为非暴力革命团体，从来反对暗杀暴动。
待7月11日和15日李闻两位被暗杀后，昆明的空气更加紧张。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进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像这样人人自危的状况，当然使我们不便或无法与许多调查对象接触。我们到昆明后，即住在商务酒店，店里此时早已先住进了许多“客人”，我们的出访，或有人来访，一举一动，当然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孙福熙君。孙是著名作家孙伏园（福元）的兄弟。孙福熙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过旅行杂志，而这家商务酒店正是由中国旅行社经营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内。彼此早相识，见面怎能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寒暄几句，也就分手了。谁知竟被特务注意。据孙事后对我说，在我们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问他：你与梁某人是什么关系？你向他说了些什么？孙万没有料到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盘查，赶忙解释说：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先生，我是学生，只是师生关系，彼此多年不见，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还记得，当时缪云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庆政协会议的社会贤达代表，我本想借此机会彼此见见面。这本是与调查无关的活动，但也未能实现，后来缪云台先生派了某纱厂经理来见我，说“有事”不能来。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
五、报告调查结果
李闻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再也不能进行下去，而“公审”是否继续进行又无期，22日我们即由昆明飞返南京了。
8月25日我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我说：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它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在这报告中，我还作了三个预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为闻案推不脱，才说是警备司令部军官干的，但是出于“一时气愤”，李案不好再说是特务出于同样原因干的。二、闻案不会再审了，也不会正式宣判。三、两个凶手在执行死刑时，定有两个替死鬼。
后来此案的了结与这些估计大体不差。
末后我们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有关调查的种种情况，可以找此书查阅。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第61节 追记和毛主席的谈话（1）
1938年1月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
我于1938年1月初旬访问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曾记述之于当年所写《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由乡村书店在武汉印发）。其后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连载又述及之。前后详略不同，可以参看。今为此文主要是追记1946年3月我又访问延安的谈话，以及1950—1952年间在北京几次晋谒时的谈话。
在北京的谈话，每次总是主席派车来接到中南海颐年堂主席寓所的；1953年秋9月以后就没有了。
一、1946年3月访问延安的谈话纪要
先要说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须去访谈的。
旧政协会议自1946年1月10日开始，至30日闭幕。按照协议来说，应该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然后依法选举总统步入正常政轨。闭幕前夕共方周恩来代表将返延安请示，然后签字，特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此时我预先写好给毛主席一封信，即交托周公带去，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主席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我一面在报纸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明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要知道，当时且将实行的宪政是出于张君劢巧妙设计，为国民党所同意，为共产党所同意，为民盟内外各小党派所同意，惟独我一人却认为其不可能行于中国。此宪政是以英国政制为蓝本，而形式格局上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英国政制原是我少时在清末所梦寐以求者，入民国后即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具见1931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时节各方全都同意之下，我一人无法持异议，只有闷在心里。但要我随众参加实施其事，又岂可能。在缺乏眼光的各方面去实行宪政的时候，我个人要退出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发抒夙怀意见，自属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主席他们倾吐此中曲折。
彼时重庆、延安之间的来往全赖美国军用飞机。美军人员既有驻北平（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者，亦且有两人驻延安。因此在交通上就多所借助于他们。我便是经周公代为安排成行。记得同行的全是中国人，先到北平，次日乃换飞机去延安，同机者有肖克将军等共方人员。飞抵延安时毛主席在场接待。我随他一车至枣林他的住所休息用饭。据闻毛主席方在病假养息中，刘少奇被称为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事一付于刘。我为增进共方朋友对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为约集十人听我谈。后来会谈座中记得有任弼时，其他识或不识，现在不尽记忆。
我陈说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分两段说。先就彼时政协所取得协议的宪政，申论其必将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年三年，或许一年就失败。——附带说：毛主席对宪政似未寄以信心，而在刘少奇等人以为那便是中国政治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