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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了。
电话依然是灰白的座机，灰白的听筒，依然静卧在桌上，桌上有我的照片，灿烂地迎春露齿的笑容，喜眉活目的神态似在昨天。一直盯着话机，盯得久了，就想它怎么就不发毛，若是一个人早该对瞪着我，大喝一声：怎么这样。
铃声响起来，果真有电话。右手仍握着笔，左手抓住话筒的那一刻，便想是谁打来的呢？会是谁呢？是祝贺节日快乐呢？是问我的身体状况？还是问我的工作完成得怎样，需完善哪些方面？
“喂，请找杜文娟。”一个不太熟悉的男声。
“我就是，你好。”
一听有人找我，自然迫不及待，不是正在等吗？对方报出大名，我惊奇地叫一声：“你好，你好。”
“寄的稿子不错，有思维，我们用，一千九的字放在报纸上有些大，我得给主编说说。”
“谢谢，谢谢，我没想到。”
“你很有灵气，不错，要有信心。我经常是一三五觉得自己了不起，二四六回头一看什么也不是，常在肯定与否定中生活。”
“我可一直是自卑，从来没觉得了不起过，对自己没信心。”
“那不行，人就像一个皮球，自己得给自己打气，没气了不行，气太足快爆时扎一针放点气……”
一直充满激情地握着话筒，生怕哪一句没听清，那可是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真正的长途，自然不敢懈怠。直到说了再见，还是抓住话筒不肯放下。感谢电话，感谢给了我等待的慰藉。我是个有灵气的女人。
记下这段对话，又开始瞅电话。一瞅两瞅总不见红灯亮起，听不到振铃声。开始烦躁，开始无目的地翻动报纸。先看作者名再看报纸内容。克林顿又起绯闻，英美再起种族歧视。扯淡去，这与我无关。翻开四版，本省几位知名作家的大幅照片排在那里，个个或严肃或大笑，或自如或做作。我便想这一辈子是没有这份荣耀了。记得刚才还对电话说过一句，从地方史志里得出一个结论，许多伟大的人在历史的巨著中只有一两行，或更少的位置，多么可悲啊。多年以后我或许连三个字的位置也占不上，所以又能怎样。
还在瞅着电话，还在翻动报纸。终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文中讲述了尼康和美能达。对这白牡丹和黑牡丹，作者详尽地赞叹了各自的美妙和不足。最后一行写道：收拾好行囊，让我们踏青去。
是啊，春天了，桃李落英了，曾一次次地幻想着有人送我一束山桃花，我就记住他。这种愿望久久没有实现。也是一个初春的日子，听他讲摄影。他说摄影是门遗憾的艺术，一幅好的作品，与当时的天气时令景物布局都有关，一瞬间的机会抓不住，就会错过，耿耿于怀者便会遗憾终生。摄影是减法，把好的东西浓缩成一点，取其精华。而文学是加法，素材越积越多，可以随时修改和完善，摄影作品难以修改，失去了的空间和时间难以找回，所以心理素质不好的人不能从事摄影。
铃铃铃，电话铃刚一响就抓起了话筒，尚来不及猜想是谁来的。管它是谁呢，反正在等待。
“喂，小杜，有没有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文件。”
“没有，没有，你看资料室有没有。”
“好好。”
放下话筒，轻笑一声，这也是我要等的？
继续看报，只是用眼角偶尔瞅一下话机，但愿今日能等来我要听到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呢？究竟想要等来什么？一连串的问题使我应接不暇。是啊，究竟在等待什么？
挂钟噌噌地发出声音，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什么时间了？懒得抬头看，还有电话吗？仍在牵挂着。
铃铃铃。电话响了两次，才拿起听筒，因为我不清楚自己最终想要什么，想有什么结局，所以有些茫然。
“喂，下雨了，还不快收被子。”
“噢。”
哐。电话断了。只这一声，没报姓名，没问一声我是谁，利利索索只这一句，就没了。
推开窗，果真下雨了，春天的第一场雨。淅淅沥沥清清爽爽，好一个清清静静的天。
忽然间，我似乎想起了什么，快速地回到电话旁，按下几个数码。
“喂，文娟呀。”
“妈，这几天身体好吧？”
“好好”
“这阵在干啥，妈？”
“在等你的电话，等了快一天了。”
“哦……”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廊桥有多长
当罗伯特·金凯在八月的晨曦中拍摄这座被当地许多人遗忘了的罗斯曼桥时，发现了一张纸条。一张“当白蛾子张开翅膀时”的几句话字条。就是这句富于舞蹈动作的句子将廊桥拉长加宽加高，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一座爱情的桥。
女人应该幸福。曾经有人这样说。但在弗郎西丝卡的身上我们看到是的一种巨大的另一种魅力。一种热情含蓄甚至是原始的美。这位四十五岁的农夫之妻就这样在自家附近的廊桥旁与一位远方游客，摄影家作家，五十二岁的罗伯特·金凯遭遇爱情。经过四天的狂热激情，像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爱情沐浴。当他再一次回望弗郎西丝卡时，便为世人留下一个话题：在一个充满混浊不清的宇宙中，这样明确的事只出现一次，不论你活几生几世，以后永不会再现。
是的，无论你活几生几世，这样的事只出现一次也是巨大的财富和幸福。在此后的岁月中，罗伯特·金凯又走上大路。他只能在大路上行走，以此抵挡对弗郎西丝卡接近的诱惑。责任感又使这位农夫之妻，儿女之母深埋下对心上人的幽幽思念。这种思念是宁静的，祥和的，像是没有波澜，没有浪花。她以自己的方式爱恋着这位最后的牛仔。这就是矛盾又自然的女主人公。
十七年后，飘泊一生的罗伯特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将遗物和那张“当白蛾子张开翅膀时”的字条转交给弗郎西丝卡，并委托他人将自己的骨灰撒在罗斯曼桥上。这一年他六十九岁。
七年以后，弗郎西丝卡趴在自家厨房的餐桌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张桌子正是他们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共进晚餐的地方。她的逝去被认定为“自然死亡”。这一年，恰恰也是六十九岁。而且同样是在一月的风里。
在麦迪逊县这个小地方，尚不流行遗体火化。她的儿女却严格地尊重她的遗愿，将骨灰撒在罗斯曼桥上，遗嘱中，她是这样写的：我把活的生命给了我的家庭，我把剩下的遗体给罗伯特·金凯。
就此，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活勒的《廊桥遗梦》中的男女主人公，结束了生离死别的坎坷和充满真爱的后半生。四天与四兆年有何区别，在爱情的天平上从来没有时间的重量，而只是质的大小。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正是对随意将爱情提来拈去或没有爱情生活的强烈反叛。世间是否有真爱，世间是否有亘古不变的人性之爱，这是我们思考的总方向。
廊桥并不长。四周长满了青草和矮树。而廊桥又很长，长得看不到两端，从中间一直延伸到无尽的天际。无论战争与贫穷，无论和平与富裕，崇尚真诚，追求真爱的心灵总是纯洁地跳动。有什么比爱情更好呢。历史会给廊桥赠一个匾额：永恒。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不敢怀疑文学
几年前第一首短诗发表，便觉套上了一个光环。一种欲扔不能，欲增亮度亦不能的莫名思绪萦萦绕绕，不肯散去。
这是扎着马尾松走起路来一蹦三跳的少女时代，当时向报社索要了许多样报，珍珍惜惜地保存着。从那以后，便有人称我为才女。随着文字变成铅字次数的欲增而不得时，想听到才女称呼的欲念愈强。这种欲望终在一天破灭了。
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没有过去的光耀，没有过去的相识，一切从头开始。害怕寂寞，害怕别人忘记，害怕同小草一样自生自息，害怕丢弃一个曾经拥有的称呼，就这样又开始了新的阅读新的尝试。找到一支漏水的笔开始叙说心声，讲述从前，想象未知的明天。
无声总是伴着我，没有回应，没有波澜，只有无望地读着文字，写着文字。有时真可以用苦难二字对应我的心理。自我思索，自我悲怆，自我遗弃，自我肯定。苦苦地，真的是苦苦地度着光阴。一个时候我无意沉默，随心所欲地干着事情。一天，一个女友从故地来信，谈到过去的某某同事已身居要职，某某已腰缠万贯。默然，又是几天的不语。我又找到了那支漏水的钢笔。
面对陌生的环境，不敢做出其他选择，文学是惟一的知己。对自己倾述，对自己喜悦，对自己忧伤，对自己感受。寂寞不再害怕，冷落不再伤心，遭遇不再伤感。
心情的平静与再次称我为才女的声音相伴而来。对于这种称呼，不再笑逐颜开，也并不深恶痛绝，而是淡淡一笑。在淡淡而笑中我知道了文学是一种命运。这是一个触动心迹的结论。人的命运不同，而命运对于个体的人是多么至关重要。文学是一种命运。在以前的徘徊中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为什么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命运的成功与失败呢。数年，数年的磨砺为什么不曾意识，自己是多么坚决。是以前的随意走走还是无奈的选择呢。
此后的许多日子，思考着一个问题：当初对文学的一厢情愿才酿成了多年的苦熬。几年来怎么就没静下来想一想，在文学上是否有天赋或对文学的盲从。一厢情愿的感情最怕失败。这也是我对文学一直不敢怀疑的致命处。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小说的性格
经常有人讨论诗歌散文小说以及各自的性格。有人说：此三者好比三个同在路上行走的人。走着走着忽然跳起来的是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