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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语言上，关于铁西区我一直在想，一直在犹豫的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成长的人，当我们用独立的视线来创作，但我们在语言构造上，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留下的痕迹，在整个东欧，都有这样的痕迹，集体性，所谓语言要的“波澜壮阔”。实际上艺术跟这些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我有时也意识到了。你在拍铁西区，你也是非常快地，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的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也强化了它，当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
你还是很关注历史的？你是如何获得历史的知识的？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到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改变了。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就造成了割裂。现在新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造成，而非中国人原本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多的我们的重视。
我特别尊重食指。他纯粹、淳朴，健康。虽然他以一个精神病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谁说他是精神病人的？有些人做了多少精神病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理性吗？
第25节：王兵（4）
人物周刊：你会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王兵：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恶人。这些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选择了我们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坏人，可是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他们采取的方式，也许是毫无办法，也许是一种无望的方式吧？
人物周刊：中国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王兵：对于一个想做导演的人来说，当你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你发现问题变得很麻烦。所有的纷踏而来问题都和你的创作毫无关系。很多人拍出那样的电影，我想这也不是他想拍的。在电影文化史当中，我们给电影创造的空间太小，太窄了。我们围绕电影产生了很多争论，但大部分都和电影本身没有关系。
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希望很渺茫。未来的十年也是很快过去的。那时我们就已经老了，再过十年我们进入老年，人的创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那时我们放弃创作了，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也许这样你离电影还近一些。
人物周刊：你如何考虑创作中的道德感？
王兵：道德当然很重要，如果把道德都否定了，这个人也太可怕了吧？
我们的道德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大声地），我们都是传统的人，我们没有现代人，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现代人，那么他错了。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王兵：对目前的现状没什么意义，将来也许有吧。现在大家太忙了。他们都在一种幻觉的真实中生活。很少想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很累了，都需要放松，我的电影又不能让大家轻松，有时还让人增加对现实的恐惧。我对未来有些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但我已经没有什么疑惧了。
第26节：徐星（1）
徐星：“我才五十岁，还很年轻”
本刊记者：吴虹飞
徐星的家，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居民楼里。
早上十点，屋子里穿来钢琴的声音。叶塞尼亚，这是徐星的晨课。
如果不用出去打工，他通常是上上网，或者看看《太平天国亲历记》，或者电影《冰海沉船》，出去在街上看看人，顺便买菜，跟小贩儿们交流交流。
一个老愤青，一个有些偾世疾俗的，有些不合时宜的，作家……先锋作家（他及时否认了）。在路上，漂泊的人，散慢的人，无业游民，作家，广告拍摄者，独立DV制作，网络热心的老大哥……这是徐星。一个1。88米的高个子，象一个活动的柱子（但是比柱子生动），手长脚长，戴着从德国淘回来的尖帽子，坐在钢琴前弹钢琴。桌子上有花，还有两缸金鱼。徐星不喜欢金鱼，那是朋友送的缸。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明亮亮的，虽然小，但也还舒适，不算仄逼。那是一个一层的一居室，几个月前，他还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是一个著名的地下室，全聚德发给清洁工徐星的劳保。“社会主义好啊！”
那时候，地下室是朋友公用的，“不知道我家钥匙都在谁手里，经常猛一回家，发现已经有好多人，有时是醉鬼，有时会有一对男女……”1994年从德国回来后，他依然住在月租不到100元的地下室、骑单车、靠教老外汉语打短工为生，这样前后总共20年，最近才“浮出”地面，住上了地面上的明窗净几的一居室。
北京的冬天是漫长的。徐星却总是要迁徙的。他离开北京，四处游荡着，寻思着拍点什么东西。
（一）1985年，文学当道
如果时间返回21年前。1985年，全民学习，文学当道。徐星的出现，有点“振聋发聩”的意思。后来他被尊为中国的“先锋派”鼻祖。
如果现在提到这个，徐星还会有些不好意思；而在过去，他似乎也有些不以为意。
“1985年三、四月份吧，我去一个朋友那玩儿，在她的钢琴上看到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无意中翻了翻，看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徐星就想：这样的也能在《人民文学》上发呀？
他赶紧把自己1981年信手写下的小说的稿子从朋友那要回来，骑着车到人民文学投稿去投稿，稀里糊涂地骑到虎坊桥，也不知道是哪里的编辑部。他决定碰运气。看门的大爷拦住了他，一本正经地问：诗歌还是小说？徐星说，小说。看门大爷很在行地为新一代的文学青年指出“光明之路”：“那你来错地儿了，你去东四十条的《人民文学》吧！”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诗刊》编辑部。
那天他又已经习惯性地喝醉了，骑着自行车，到了《人民文学》已经是中午了。编辑部里只剩下了一个人，正要收拾盒饭往外走。徐星只见那桌上，堆得高高的，全是来稿。
《无主题变奏》后来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第七期。当时的主编是王蒙，责任编辑是朱伟。
后来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写道：
“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先后发表，这两部中篇小说被视为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两位作者也被称为‘现代派’。”
徐星说，“在全聚德因为工作散漫，总是喝酒，被领导惩罚性地‘发’到清洁组去扫地。“我简直高兴死了，因为上班8小时太难熬了，现在这个工作只要下大雨，下大雪，我就不去扫地了，那时候我天天盼着变天。那多好呀。我每个月到时候就拿钱。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
1985年，作品发表以后，他依然做着烤鸭店的工人，经常性醉酒。他“还是一身不太干净的白大褂，有时牵着我的狗，一个兜里揣着啤酒，一个兜里放一包酱好的猪耳朵。那时到烤鸭点来找我的人比较多，有记者来了，就往门口台阶上一坐，扫地的簸箕往脚边一放，就开始聊文学。”
“《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我老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公斤几公斤的。那时批判也很多，说非英雄主义，说我颓废，资产阶级自由化。挺煞笔的。这哪里是文化批评？都是社会化的批评，那时报纸也不发达，信息渠道也有限。在80年代，这样的文章很异端，要是没有王蒙的话，这个异端也出不来。我觉得王蒙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人。当年他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要承载一些压力。实际上没有他，80年代没有这么猛的文化势头。”
“……有的时候，收到了几百元的稿费。那可是一笔巨款。有一个作品剩下的都属于你的第一部分，稿费是千字20元，当时是最高的，一般都是12、13块。我当时的工资是37。85元。当时烤鸭店的烤鸭是（想了一下）8块钱一只，可以吃4只烤鸭，当时就很不错了。”
“如果当时疯狂发稿，还是能富裕些的。可惜，太可惜了，要不然我就是一个富翁了吧。可惜了，我就是疯狂不了——懒散，没毅力，做事情没长性。到现在还这样。”
“当时定位不准，太异端了，烤鸭店就说了许多次，老让我走人。那时后开除人特严重，就跟进公安局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