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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到处乱跑,没有拐卖儿童的事,现在还有谁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街上自己走?吴虹飞:
看您早期的小说,会看到许多“鲜血”、“死亡”的意象。是不是和您父亲做外科手术有关系?
余华:
我就是在医院里面长大的。我和我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到了夏天那个池塘上全是苍蝇,像一张地毯。我长大后又做了五年牙医,血淋淋的东西我也看惯了。吴虹飞:
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您还看不惯呢?
余华:
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超过了我在“文革”时期看不惯的东西。由于我现在的位置,我看到了很多假惺惺的人,口蜜腹剑的人。腐败已经进入很多领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这是没办法的了。
“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
带着对现实的关注与焦灼,余华并未变成一个隐遁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没有高于时代,而是与时代平行。或许是因为理论有限,余华并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然而他对当下和现世的关心,依然热烈而诚恳。吴虹飞:
可以问您的政治立场吗?您是新左派?
余华: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或者是一个右派,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韩国似乎有这样明确的区分,你刚才说的白教授(白元淡,韩国学者,曾翻译余华、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她是左翼的,她翻译了《活着》,我们关系很好。在韩国我也有一些偏右的作家朋友,比如李文烈,他是白教授不喜欢的人,但他是我的朋友。
我和汪晖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新左派,我觉得他被误解了。我和他能成为朋友,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作家写下一个人物,并不等于认同这个人物的全部言行。也许我们可以在某一部虚构作品的人物里区分出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仍然不能以此界定这个作家的政治倾向,除非作家自己宣布是什么派的。中国好像还没有这样出来宣布的作家。在韩国有宣布自己是什么派的作家,韩国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关不关心今天这个社会,关不关心今天的民众生活。
我性格里有一种非常认真的东西,在写作时假如有一句话我不满意,下一句话就写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应付自己。生活中我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的兴趣在社会底层的生活。我写了二十多年小说,写了二十多年的穷人,到了《兄弟》才出现一个有钱人,还是一个土财主。
我在看待这个社会时,总是习惯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看。我听说过很多奇特的富人故事,我的反应就是吃惊。可是当我听说一个悲惨的贫民的故事时,我感受到的就不是吃惊,而是震撼了。而且会很长时间想着这个故事。我想,虽然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可是在骨子里,我觉得自己是偏左的。吴虹飞:
您有没有关心到国内最近的一些激烈争论?
余华: 我很认同汪晖的发言方式。他要是没做过大量调查,没做过缜密分析,是不会轻易发言的。吴虹飞: 比如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强烈批评,您怎么看?
余华:
郎咸平拿这个做文章有他的道理,可我的感觉,他总是在强调某一方面,疏漏其他方面。我记得1996年或者1997年在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时,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来给我们做报告,他说的一个数据吓了我一跳,说有一万多家国有企业是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亏损的,一直亏损到90年代后期,差不多亏损了40年。所以国企改革极其艰难,里面的复杂性是难以表述出来的。
任志强提到的富人区的问题,这是事实。我觉得任志强只是把人人都看见的事实说了出来,当然他的有些观点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别人指责任志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潘石屹出来指责任志强,我就很难理解了,任志强还盖过相对便宜的房子,潘石屹在北京盖的都是很贵的房子。吴虹飞:
对这些状况,您的态度是?
余华:
首先我不是一个富人,也不是贫困的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对自己所处时代充满了兴趣的作家,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写《兄弟》。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作家,我在美国的七个月度日如年,再住下去就要发疯了。当时晚上睡着了做的最好的梦,就是回北京了。后来又从美国去了巴黎,从巴黎回北京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上,我激动得睡不着,想像着北京多么美好。到了北京,2004年3月底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迎面遇到沙尘暴(笑)。吴虹飞:
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余华:
我不赞成简单的抗议,也不赞成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这无助于国家和民族。现在有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有些狭隘,有些表演的性质。要是人人都在骨子里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不是到街头去游行去抗议才是民族主义,砸商店烧汽车不是民族主义,我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了这些图像,当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图像时,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有点难过。这种缺少理性的行为,是西方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喜欢这些画面。少数人在那样做,只能算是民粹,民族主义应该是普遍性的自我意识。余华:
吴虹飞: 您通过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也有了信心?
余华: 可以这么说,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一切都会没有信心。吴虹飞: 我们继续谈一下您对美国的印象吧?
余华:
从地图上看,感觉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可是坐飞机时感觉美国比中国大。我从东海岸的东北角飞到西海岸的西南角,从波士顿去洛杉矶,在亚特兰大转飞机,11个小时,感觉从北京去欧洲了。在美国坐飞机五六个小时,家常便饭。吴虹飞:
有没有觉得游历让您的视角和心态有所改变?
余华: 有人问我: 写随笔对写小说有帮助吗?我说:
没有,只有害处没有帮助。现在发现是有好处的。在我写小说最好的几年里,我突然停下小说写随笔,我重读了很多经典文学,感受很强烈,这对一个忙于写作的作家是弥足珍贵的。
前些年我经常出国乱跑,就有人问我: 出国对你写作有帮助吗?我还是说:
没有。写完《兄弟》后,我发现自己的回答错了。我在国外时和出版商、记者、作家聊天,我讲我童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他们难以置信(他们以为我30多岁,其实我40多了)。他们好奇地问:“你还很年轻,就经历了这样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拥有无尽的财富,可是很少有人能真正体味,如果离开现有的生活,去经历一下另外的生活,再回来时就会发现,自己生活里的很多宝藏还没有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年来不断出国的经历,帮助我了解了自己。
贾平凹: 守住灵魂的侯
贾平凹,1952年农历二月廿一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街。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1972年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和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贾平凹文集》(包括《天狗》、《浮躁》、《晚唱》、《我是农民》等14卷),以及《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四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并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了二十种版本的作品,国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2003年的春天,动笔写《秦腔》之前,贾平凹祭奠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他的书房当中放着一个巨大的汉罐,日日燃着香,他亡故的父亲、伯父、婶娘,在他面前涌现。他叹气、摇头、心情复杂地回忆着他们,令他们在《秦腔》中,一个一个地,复活。
家在一处,书房在另一处,贾平凹生活简单,散漫,没有常规的作息。一年零九个月的写作,白天带着妻子擀成的面条和包好的素饺,赶到书房。门窗紧闭,灯光大亮。到了夜落,招引两三个好友,到常去的茶室喝茶,打牌,消磨一个晚上。
寂寞是难熬的,他写字:“精神寂寞方抚琴”。他画画,画玄奘的像,画朝天悲嚎的猫,画出浴的贵妃美人。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古有“封侯”一说,他的解释是:
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自己。
他从小在病中度过,一直是病色,却从来不进医院。个子不高,以为自己丑,“形象不好”,父亲是反革命,家庭成分不好,容易胆怯紧张,所以长大后,也不喜远游。自卑,年轻时见到女孩子,十分害羞。这些在后来作品中都有反映,却都是反着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