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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比左宗棠年轻十余岁，江南决战期间，两人虽有过不少公务上的来往，私交却趋近于零。曾国藩的门人个个出息得不错，但要入左宗棠的法眼，还得再苦苦修炼一两百年。左宗棠重视塞防，李鸿章重视海防，左宗棠对外主战，李鸿章对外主和。两人在政治上始终拧着股子劲，共同语言少而又少。李鸿章对新疆之役极不赞成，曾致书刘秉璋，疾言厉色地说：“尊意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于盲人坐屋内说瞎话？”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左宗棠不仅收复了新疆，其麾下大将刘锦棠还守住了新疆，倒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战而烬，全军皆墨。
左宗棠自负壮志远猷，想要他看得起宫中朝中那些颟顸之辈，完全没可能。他性情耿介出了名的，光论这一条，他简直就是那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彭德怀的前身。他保全西疆，大功一件，返京叙职，两宫（当时东宫慈安太后尚未被西宫慈禧太后鸩杀）召见。太监们竟要这位左大英雄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银子，左公坚决不出，眼看就要闹僵，与左公一向不合调式的“国务总理”李鸿章颇识大体，顾全大局，赶紧为他代出了这笔冤枉钱。后来，左宗棠奏对称旨，慈安太后被老英雄的言语感动，又听说他视力下降，于是将先帝（咸丰）的遗物——一副墨晶眼镜赏赐给他。用这人情味十足的小恩小惠表彰左宗棠的盖世功勋，东太后倒真是别出心裁。谁知太监奉旨颁赐时，又勒索礼金数千两（报价真够咸的），左大将军一怒之下，转背就走，先帝的老花镜也懒得要了。又是李鸿章出面和稀泥，好说歹说，还了个半价，才为左宗棠“领到”奖品。
耿介的人敢讲话，敢表态，甚至敢“以一人而敌一国”，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众所周知。左大将军呢，也是烈胆刚肠，他曾在大庭广众中放言无忌，指斥满族大员文官目不识丁，还说旗人权贵多半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触犯众怒，令满蒙籍的高官恨之入骨。左公首度遭排挤，简放两江总督；再度遭排挤，则被派往福建前线，主持海防。他才不犯梦呢，仍要大言矜夸，论到临敌制胜，那些鼠辈都得靠边站，还须我“老亮”亲自出马才行。他对外一直主战，却始终无缘与英、法、德、意、日这帮列强的精锐之师正面交锋，未能痛痛快快地决一雌雄，遂引为平生憾事。他在写给儿子孝宽的信中说：“……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不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左公越老越劲健，盖因胸头有一口恶气郁懑已久，未曾吐出。他在信中还引用了同袍彭玉麟的话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语气何等豪迈，足令热血男儿肃然起敬。人至古稀，头脑不昏，够清醒，已属难能。左与彭还肯将一腔英雄热血洒在海疆，更属可贵！
“破天荒相公”建破天荒功业。生前，他嗬嗬地笑出声来；死后，也可以含笑九泉。他真行，活够了自家趣致，终身不肯受委屈。你骂他骄矜，骂他狂妄，又何妨？骂完了，你还得承认，他狂出了一股子不同凡响的精、气、神。
他真行，创造了生命的极值，活得畅快，活得轻松，远不像曾国藩那样牵于礼，拘于俗，活得累，活得没脾气。
相期无负平生
在晚清，左宗棠与曾国藩齐名，同为胡适先生所说的那种“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贬也罢，均属众矢之的。
曾国藩是理学家，厚貌深衷，克己的功夫号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文，是截然不同的类型，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早年在军事方面襄赞曾国藩，对后者的助益很大。不过，他们的性情各执一端，左刚曾柔，处理事情的方式也迥然而异。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真要举牌亮分，我认为曾公措辞谑而不虐，可得十分；左公訾而近骂，只得六分。
曾、左构隙，不在转战江南之时，而在攻破金陵之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可没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知洪天贵福仍为在职领袖，便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说这一消息，怀疑左宗棠张皇其辞，别有居心，因此大为恼怒，诋毁左宗棠，说他企图借此邀功请赏；左宗棠又岂肯无辜受责？也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断定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曾、左二巨头反目成仇，一些小人正乐得鹬蚌相争，好从中牟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宛然形成两个敌对营垒，矛盾便越积越深，死结便越打越牢。洪天贵福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砍下去，太平军算完了，曾、左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却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还是十分看好左宗棠的。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相当的雅量和真诚。
王湘绮于同治十年游历江淮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湘绮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湘绮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正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王湘绮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建议后者与左宗棠重修旧好，本来只是一场误会嘛，老朋友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了。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的个性真够人受的，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纵然他心下敬重曾国藩吧，也不会挂在口头，说给人听。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便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将随之暗淡。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当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
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
足见其生死交情，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
看一看曾、左交谊的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他们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创口”便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两人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来，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致敬致哀，此时亮出高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喝彩。曾与左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