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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钱玄同语），从此一角度视之，则我们不能在鄙视刘的“叛变”革命的同时无视其学术造诣的存在，蔡、章、钱等先人如何惋惜和体谅其人，我们不妨也以此视域和“同情心”视之。
传刘师培“下水”，其与章太炎反目是很大一个因素。太炎先生也是一个文人从政的，无政府主义于事无补，他又稔于佛学，于是转而为厌世主义者，觑破尘嚣，欲赴印度出家，惜囊中羞涩，想到了官宦的张之洞以及端方，分别遣人去筹措旅费，找端方就是通过刘师培。事不谐（乃太炎先生保全了名声），太炎迁来刘氏寓所合住，结果发现了他不愿看到的一幕：刘小弟居然是“绿帽子”，何夫人与汪氏有染，奇怪的是刘师培不以为怪，却怪太炎多事（汪东对此有别解：何震以他事恨太炎，乃与汪公权交相谗构，刘始与太炎绝，彼汪公权又假其名告密端方，端方遂招致之，令刘为其考订金石等，太炎遗书规劝不听）。太炎无法再住下去，重又回到《民报》社。不久，太炎先生发表《排满平议》，与无政府主义绝交。刘师培此时也不知如何获取了太炎先生的印章，在上海《神州日报》假冒太炎先生之名刊登启事，说不久就要剃度为僧，从此告别立宪革命等。太炎闻之也在《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予以澄清，并揭发有人伪造其与清廷显宦锡良的电报往来的匿名揭帖。如此这般，恐皆是刘等要搞臭太炎先生的劣迹，则刘“下水”后的行为实在不堪。杨向奎先生以为刘“中途折节，由反清而投端方，原因出于萍末而飘风不止”，乃是文人意气之争惹出来的，即其与章太炎发生龃龉，“大半来自学术”，刘“少年气盛，在学术上不肯让人，而太炎自视艺高，目无余子已久，两人相遇，不肯相下，宵小于其间易于为功，于是龃龉生，而申叔走”（《清儒学案新编》）。文人相交，易生闲气，而反复无常，往往有出格之事，此可聊备一说。继与太炎反目后，刘师培又与陶成章、苏曼殊等形成“水火”，东京党人悉知刘氏已经不再是“同志”，加上其姻亲汪公权对章太炎的“毒茶案”，刘在东京党人中处境狼狈，四面楚歌，其遂有别栖之念。又传何震为物欲被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徐锡麟案后，清廷显贵如端方、善耆、铁良等知大势之下用硬的办法不能挽救危机，遂各自开展对党人的攻心工作），加上汪公权居间穿针引线，畏惧“河东狮子吼”的刘师培妇唱夫随，上了贼船。
四
历史也真是吊诡，刘尚是“佳人”时，曾向湖广总督的端方上劝降书，亟称“自满洲肇乱，中原陆沉，衣冠化为涂炭，群邑荡为丘墟，呻吟虐政之中，屈服毡腥之壤，盖二百六十年于兹矣”，是何等沉痛。而刘又自称“幼治《春秋》严夷夏之辨，垂髫以后日读姜斋、亭林书，于中外大防尤三致意焉”，乃“值此诸夏无君之时，仿言论自由之例，故近年以来撰《黄帝纪年说》、《攘书》，垂攘狄之经，寓保种之义，排满之志”云云，更规劝端方侪辈“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等，岂料“作贼”后继上端方书，那却是别样的声音了。诅咒革命为“叛逆”罢了，又恬然贡献“弭乱之策”十条，不外是以“卧底”的身份为之提供情报等，可悲可怜。1907年冬，夫妇二人返沪办理自首事宜，继返东京创办又一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于域外赫赫声名的《衡报》，后人以为此系伪装，其实是执行为清廷提供情报的报馆，但党人对彼已有戒心尔。1908年冬，徐锡麟案发后，清廷通缉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时陶正由南洋返国，刘氏夫妇与汪公权亦恰抵沪，刘向端方告发了陶的踪迹，后鲁迅称此恶行为“侦心探龙”。盖刘氏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好手啊，奈何作贼成了“侦探”——清廷的鹰犬！翌年刘侦探又告发同盟会国内中部（长江流域）领袖陈其美与浙江党人王金发、张恭等在沪议谋隐情，致张恭被捕。后“强盗”出身的王金发找刘“理论”，刘下跪求饶，愿意以身家性命保出张恭，得免一死，而汪公权却被王“解决”掉了。陈其美其时也曾下令蒋介石等暗杀刘师培，但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认为暗杀适足以暴露起义计划，且暗杀行为不足以促成倒清大业，刘乃得以侥幸保全性命。刘氏夫妇无法在沪立足，遂移居南京公开投靠端方，从此成为彼幕府之人物，刘的身份是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校长即李瑞清，传其与陈庆年建议端方聘刘担任历史教授）。后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作为随同如影附之。
说来端方其人也是通文史、好金石的专家，在清廷官员中他也算得上是思想开通的一位，如提倡立宪，让绅民权利等，他与刘师培政治之外有共同语言也是可以想见的。设若清廷未遽倒，端方未骤亡，刘尚有一幕府内问学的暗淡日子，不想端方以在隆裕行宫内摄影被撤职，继又被发派川粤汉铁路督办，终于做了清朝完蛋的第一个殉葬者，路上为兵士击杀，跟随他四川平乱的刘氏也在资州被起义军政分府扣押。还是章太炎此时想起他，惋惜其罕有之学问才华，遂作保释其人的《宣言》，内称：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翌年民国肇立，章太炎与蔡元培又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的广告，再次为之呼吁：“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章、蔡不以刘氏前行为忤，全从保全国家学问处着眼，而爱惜人才情见乎辞，这也足可见出刘师培之于中国学术的重要是时人已认识到的。蔡、章都是民国在朝在野的显赫人物，后来他们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营救之，孙中山还发电敦请开释其人，不得苛待之。恢复了自由的刘氏即在友人谢无量介绍下先在四川国学院讲课，与今文学家廖平互为犄角。而何震得东京老友南桂馨等相助则在太原阎锡山处充当家庭教师，刘也不久到太原谋职，被彼时东京“同志”阎锡山聘为都督府顾问，发刊《国故钩沉》。后来阎向袁世凯献媚，将奇货可居的刘师培举荐给正需要书生为其登基做“合理性”、“合法性”解释和理论创新的袁世凯（后阎在回忆录中称：刘系“左”倾学者，参与筹安会为其不得已之尴尬事，且其“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恰其时急于制造帝制事实的袁公子袁克定与梁士诒等主张罗致失意文人、在野政客组成劝进班子（其中同盟会元老就有刘与胡瑛、李燮和、孙毓筠四人，以及严复、杨度等），袁当即聘之为公府谘议，后又任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袁称帝时刘氏又蒙不洁，恬然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被授封“上大夫”，期间写有《君政复古论》，虽辞采渊懿，时人鄙为“剧秦美新”，即扬雄仿司马相如封禅文佞事王莽、刻意抑“秦”扬“新”的故事。此系刘氏第二次“作贼”。不过这次他更是“被动”的行为了：刘苦于半生潦倒，不得不依附于人（端方、阎锡山、袁世凯），为之火中取栗。他屡次“下水”，被人视作“扬雄、华歆之流亚”，这也是知识分子没有生活独立、学术独立、人格独立的代价。
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刘师培亦被通缉（帝制祸首之一），所幸又以“人才难得”被李经羲等保出，乃在天津充寓公，生活寂苦聊赖，至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延揽人才，思及刘师培，不念旧恶（钱玄同回忆：以刘师培前后思想违异，不但同盟会和国民党人士对其不满，就是旧派诸老也白眼视之，惟有蔡元培对其“终无恶意及非议”，乃为国家惜才尔），且力排众议，遂聘之为文科教授（又兼女高师讲师）。这是著名的北大精神之一的“兼容并包”方针的一例。刘执教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北大更是新思想和新思潮之储存库，以刘氏的身份，他被人们视为与林琴南、黄侃等人为伍的文化保守主义。他离群索居，谢绝交游，神志颓丧。刘晚年与黄侃、陈汉章、吴梅、黄节、林损、马叙伦等一班北大旧派教授们办有《国故》月刊，并与康宝忠等办有《中国学报》，倡复古主义。刘晚年以晚期肺病等而颓唐，却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林琴南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以“旧派”刘氏等为声援，刘公开发文否认自己与“新派”为敌，乃“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所持的是并行不悖、各美其美的文化思想。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刘还签名营救之。
1919年11月20日，年仅三十六岁的刘师培病死，身后极为萧条。不久，传其妻何震发狂亦死，一说出家为尼（法名“小器”），后不复为人所悉。
五
刘无子女，所学无人继之。刘师培的著作几于等身，学人有恐其散去，但无如之何，如其学友之钱玄同先生慨然“刊行刘书本是十余年来弟时萦绕梦寐之一事”。所幸1936年由刘的旧友南桂馨出资（其人为同盟会元老，“社会主义讲习会”成员之一，山西著名富家，号称“南半城”，曾任天津市长等），邀钱玄同等编辑出版了《刘申叔先生遗书》，此即“山西宁武南氏刻本”之刘氏全集。这是收集刘氏著作最多（七十四种）且校勘最力（南桂馨以其幕僚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