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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剑-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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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
  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 (打不出来,左右结构,左边“火”,右边“广”)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
  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注:上下结构,上面一个“范”,下面一个“土”)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
  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⑤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
  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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