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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滋养起来的一代，可以从堆积成山的ＶＣＤ里找寻自己的热爱，敏锐地捕捉最新的潮流资讯，主导着自己的娱乐方向。而放眼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汉堡和黄油，只有难以下咽的煮地瓜和老玉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许多孩子瘦得像难民。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大队和公社里时不时能放上一场外国电影，收工了还能对着手抄本哼两首外国歌曲，这就是贫瘠年月里人们唯一可以抓牢的精神食粮。
那会儿，很长一段时间占领中国银幕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如《战斗的早晨》《勇敢者的道路》《小贝尼》《第八个是铜像》。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电影中稍微有点出格的镜头都会引起骚动。有一部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一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颇激动人心。放映时总是会引起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闭幕后小青年还兴奋得睡不着，加了班在床上卧谈。还有朝鲜电影，诸如《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以及稍后非常煽情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以及两部苏联早期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１９１８》。《列宁在１９１８》中有一小段《天鹅湖》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舞一结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而在七十年代末，日本电影《人证》里面有一个女主角淋浴的镜头。许多观众好像受不了了，都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而外国歌曲的传播就不那么顺当了，“文革”结束前，它们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学校里所教的歌曲除了《东方红》，就是革命现代京剧，其他歌曲尤其是外国歌曲都被斥为黄色歌曲，一概不准传唱。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１９７０年更是“大放异彩”。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文革”中后期，朝鲜电影也开始进军中国影坛。《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尤其是《卖花姑娘》，它悠扬舒缓的主旋律，忧伤和企盼相济的卖花歌，欢快明朗的买药回来时的插曲，狂风暴雨中花妮痛哭时那凄凉哀婉的歌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歌曲一下被众人争相传唱。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一些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在年轻人中暗地传唱，《三套车》《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灯光》《小路》《纺织姑娘》《孤独的手风琴》等，以俄罗斯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着当时青年们内心的失落感。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有声无声地哼唱这些曲子或是偷偷用笛子或口琴来演奏。
那些电影和歌曲如今已不知被遗弃在了哪里，年轻一代更是奔着跑着往前赶，各种流行时尚刻在了他们的皮肉和呼吸里。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大快朵颐的记忆
七十年代大快朵颐的记忆——冰棍
对于冰棍的记忆，成长在七十年代的儿童们最有感触。没有华丽的包装，也没有太多的品种，除了冰就是棍，但它对当时的每个儿童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小心翼翼地掀开包装纸，如掀开新娘的头巾，用舌头轻轻地舔它，如吻初恋情人的额头，表情是专注而神圣的，如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待冰棍的头部渐渐融化，被舔得像个火箭头，便用嘴含住它，忘情地吮吸，快感遍及全身，人都禁不住颤抖。这种情况下，身边往往会有一两个甚至一大群直流口水的观望者，他可能是与你正一起玩弹珠的小伙伴，也可能是邻家路过的小男孩。若你愿意，他可能会在你的监视下轻轻地尝上一口，若他只是轻轻地舔一下，你会在适当的时候让他再次享受一下，若他不由自主地咬了一口，哪怕只是一小口，你都会就此剥夺他与你共享快乐的权力，若他咬了一大口，呵，你俩玩弹珠可能就会因此而中断。
七十年代的冰棍是夏日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过去卖冰棍儿的不像现在冷饮店一溜几个大冰柜，玻璃盖，买什么品种一目了然，“冷饮批发”的大字横幅往上一挂，也甭吆喝。过去卖冰棍的多是用木箱子式的小车，长高不过三尺，外边白油漆一刷，透着清亮干净。木箱子不隔热，里边得用厚棉被捂着，要什么冰棍儿，掀开被子现找。冰棍儿车底下安四个小轱辘，推起小车一边走一边卖一边吆喝，吆喝挺简单，就是什么“奶油冰棍儿——红果冰棍儿——三分五分——”拉长点声，还有的喊“冰棍儿败火——”遇上淘气的小孩，接上一句“拉稀别找我”，算是逗个趣。
从开春到入夏，卖冰棍的推着小车，走街串巷，清脆的嗓门喊了起来：“奶油冰棍儿——五分一根儿——”还得拉长了声，当时的冰棍儿品种还不算多，常吃的也就是奶油的，小豆的，红果的，有时候也见过香蕉的，橘子的和白糖的。五分钱一根，三分钱一根，大伙儿吃的倒也是津津有味，小孩还兴一口一口嗍着吃，慢慢品味儿，可不像现在大口大口嚼着吃。后来。慢慢地冰棍有点换样了，出了一种双色冰棍儿，上半截是奶油的，下半截是橘子的，一白一黄两种颜色，在手上举着，鲜亮诱人。一根冰棍儿还能吃出两种味，是个新鲜物，算个创造了。再后来，双棒雪糕上市了，细长条的，一张纸里包着两根，两根连在一块冻着，要吃还得先掰开。双棒雪糕是纯奶制品，焦黄的颜色，吃到嘴里，黏乎乎的，不光是冰的感觉了。一时间，吃雪糕成了时尚，买一根不就等于买两根吗？倒方便情侣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东风吹，战鼓擂
七十年代红色歌曲记忆——东风吹，战鼓擂
“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七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革命小将谁怕谁。”（七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创新高我怕谁。”（八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懒人我怕谁。”（八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网痞我怕谁。”（九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不是帅哥我怕谁？”（新千年）
二十多年的变化真是大，如今的孩子玩攀岩、蹦极跳、孤身野营、自由滑雪、惊险滑板、高速冲浪，他们的舌尖跳跃的是无厘头的黑色幽默，传统的语汇随着他们的身体一次次地被颠覆和逆反。物质生活给了他们更开阔的视界，使其能以一种俯瞰的姿态，随时放开了手脚高速地往前冲。他们听的歌曲也是五花八门：前卫的，摇滚的，地下的，先锋的，流行的，从“胡吗个”到“Ｆ４”，再从“左小诅咒”到“范逸臣”……面对这些激情饱满的面孔，七十年代的我们更像是一些贫血的孩子，在各种口号和红色歌曲中独自昏眩着。那时候，特别是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其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备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１９７２年８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选编这些歌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１９７３年的“续集”一直到１９７６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首都各界群众５０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２０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声明中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各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首歌是１９７２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于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