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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用手抠着鼻子，眼睑朝上翻，小脸儿骄傲得通红。我当时一脸崇拜地看着他，那东西对我吸引力太大了，连做梦都想到隔壁村看一下火车。可惜那时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所以那个愿望就一直搁着。直到有天听伙伴们说二蛋又尿床了，我就知道机会来了。这小子喜欢我们班上一个最胖的女生，我答应不把他那破事捅给那胖丫头听，他才不情不愿地把家里最破的一辆车借给我，还说好了只能用半天。后来，我终于看到了火车，它又黑又长，但开得很慢，恍惚能看到车里的人漫不经心的表情。果然，那玩意儿还会嘶叫，不过声音极惨烈，像被开水烫伤一般。好不容易弄来的单车真是破得不行，一路上掉了三次链，最后还是推着走回来的。回来之后很久，我们家也买来辆二手的自行车。那时候，买自行车要比现在买汽车还难，但它却一直搁在墙角里，偶尔用来驮一下谷子，我也再没有了看火车的心情。
在七十年代，电视机也是金贵得很，只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家里才买得起。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是大伙集资买的，１４寸，小得可怜，还是黑白的。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摆在公社里，一来可以防贼，二来可以向邻村来的人显摆。每天晚上，７点钟一过，公社的大会场里就人山人海。电视机前晃满了人，因为人太多，挤不进去，大家伙儿只能竖起耳朵“听电视”。如果天气闷热，汗臭味就会熏得人发晕。那架势好像在开批斗大会，小板凳、竹席子、塑料薄膜全铺在地上，连成一片，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因为隔得太远，就常会发生这种状况，一人焦急地问另一人：“我听到枪响了，电视里那闺女怎么了？”被问者竖起耳朵，眉头紧锁，满有把握地答道：“死了。”旁边就有人跟着嚷道：“她不叫一声就死了？”“听说还是给一男的逼死的！”“真的？”“嗯，那还能蒙你？”到了最后，都不知道他们是在看电视，还是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对了，那时还特流行上海货，人们说起上海，就像谈论现在的巴黎。上海产的手表、服装、麦乳精、奶糖、的确良、丝袜、白球鞋，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那会儿能带上块手表，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带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经常故意捋高了袖管来炫耀。上海产的奶糖也是孩儿家最钟情的玩意儿，连掉在板凳底的碎屑，也要捡起来，再塞到牙缝里。还有上海来的的确良、灯心绒，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七十年代末，纺织品又多了好多款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看得你眼睛眨不过来。那会儿在孩子中最流行穿白球鞋，出门前我们总用鞋粉把它刷白，再不成就直接用粉笔灰往上面抹。有些摩登的女青年还穿起了丝袜，但给人感觉过于暧昧，得使劲用长裙子捂着，既想展露出来又害怕别人看见，那表情好像在宣称：“我美丽，但我依旧纯真！”
七十年代的报刊新闻养女为革命，不能要“彩礼”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山西日报》
平遥县南政大队贫农女社员
张月娥
前些时候，有些人听说我的四女儿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就对我说：“月娥呵，还能让四妞按着素常打扮进人家门吗？快给孩子多要上几件好衣服吧！”我说：“有件随身穿的衣服就行了，要那些干什么？我不要，我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要“彩礼”，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是拿女儿做买卖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社会风气大变样。可是，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是很顽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利用人们头脑中残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我们争夺接班人，寻找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头争，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万万马虎不得。
嫁女不要“彩礼”，一些当父母的就想不通。他们说：“养女十八九，没钱娶不走。”认为不要“彩礼”，就是赔了本。
赔本不赔本，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贫下中农生儿育女，是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养儿防修。只要儿女能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做工，为革命保卫祖国，咱就算为革命尽了一份责任，心里就踏实了。女儿在娘家是干革命，到婆家也同样是干革命，根本不存在赔本不赔本的问题。只有那些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的人，才把女儿当成私有财产，当成“摇钱树”、“聚宝盆”。当初下本钱，就是为了现在得利钱，不捞一把，就说什么“赔了本”。这种人硬是叫“钱”迷了心窍，实际上是一害自己，二害子女。把夫妻关系建立在“钱”字上，“有钱是婆姨汉子，没钱是小鬼判子”，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吗！
还有一些人在儿女结婚时总喜欢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说什么“这是一辈子的事，热闹一下好”。他们不知道，“热热闹闹”后面，隐藏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热热闹闹”中，就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对我们贫下中农来说，正因为是“一辈子的事”，才要好好上一堂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勤俭节约，是劳动人民的好传统；铺张浪费，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坏风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坚持节约闹革命的原则，是战备的需要，是防修反修的需要，是继续革命的需要，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亿万劳动人民没有解放，要记住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出发，能不花的钱不花，能少花的钱少花。我们贫下中农要带头移风易俗，大立革命新风。
最近，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孩子们学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思想觉悟提高了，四妞说：“妈，当前战备工作繁忙，民兵的担子很重，为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对付突然事变，我们今年不计划结婚了！”我听了说：“好啊，我同意，就照你们的意见办！”
七十年代的报刊新闻饼干有毒
１９７０年３月６日《山西日报》
一天，平陆县张村公社坳头大队革委会主任王翻身，碰上本村一个反革命分子，这家伙一见王翻身，便点头哈腰地说：“嘿嘿，咱二叔的病这两天咋个样子了？”翻身连理也没理，这家伙见势不妙，就灰溜溜走了。
这件事引起王翻身的警惕。他想，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我们可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想到这里，王翻身急忙赶到父亲那里，果然，那个家伙见和翻身说不上话，便去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悄悄给翻身的父亲送去。这家伙为什么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在翻身身上打主意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前些时，翻身从来村里搞外调的同志那里发现了这个家伙的新罪行，这家伙见势不妙，怕翻身和他过不去，就企图通过翻身的父亲给他说情。看着这包饼干，王翻身意味深长地说：“爹呀，这饼干里有毒！敌人是想用这包饼干糊住我们的嘴，好让他过关。”
王翻身一席话，激起了他父亲的无比愤恨，在旧社会受尽了欺凌压榨的老人，第二天一早就拄着拐杖把饼干退了回去，并当众揭露了这个阶级敌人。通过这件事，教育了广大群众。大家说，今后我们一定要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
七十年代的报刊新闻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
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５日《山西日报》
朔县王万庄生产队社员
大同市插队知识青年
王桂霞
去年春播期间，我和贫下中农在地里施肥。张大爷在施肥时，发现粪里边有石头块，便随手拣了出来。可是，我发现粪里边有石头块时，先是不理不睬，后来感到把石头块下到地里，对工作太不负责了，应该向张大爷学习，把石头块拣出来。当我用手拣时，发现石头块上沾着许多粪，便不由自主地缩回了手。
张大爷发现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桂霞呀！庄稼人成天和粪打交道，不能怕粪脏粪臭，手上粘上了粪，洗一洗就干净了。可是，思想上粘上了‘粪’，更脏更臭，可不好洗呀！”
地头休息时，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想了想张大爷的行动，比了比自己的做法，使我认识到：是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脏，是自己被“刘毒”腐蚀了的灵魂臭。怎么办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于是，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以后劳动时，见脏活就抢着干，见重担就争着挑。这样，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终于逐步和群众打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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