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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以很有感染力的文字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唤起许多中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从顶尖数学家到普通的数学爱好者，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梦想。
但是，《哥德巴赫猜想》在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给人“中国是世界数学大国”的错觉，吸引许多没有基础的青年人把精力耗费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努力上。一些“偏激”的数学家甚至认为《哥德巴赫猜想》应该得负的一等奖。
恢复高考
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在经过深思后，决定再次起用治国很有一套的“矮个子巨人”——邓小平，这是邓一生中“三起三落”之第二起。在邓看来，林彪、“四人帮”执行的那一套是严重错误的，它也不可能培养出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斗争随之而起，他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认为，“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他们“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到了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顶着层层阻力，于１９７７年在全国恢复了高考。这可称得上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但高考消息一出，全中国都被搅动了。它带给无数在文化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农村的青年一个巨大的希望。有人这样说道：“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这是邓小平的一篇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提出来的，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那些埋首攻坚的人有了憧憬和希望。
反潮流
１９７３年，“反潮流”成为言语新时尚，首先起因于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小学教员。他写信向毛主席诉苦，说自己孩子还小，可口粮年年不够吃，又没有分文劳动收入，甚至连理发钱都掏不出来。他做梦都没想到毛泽东会给他寄来３００块钱，且还在复信中称其为“反潮流”代表。之后辽宁又出了个张铁生，由于考试分数太低，他在试卷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称别人是大学迷和不务正业的书呆子。他在发了一通牢骚后还不忘自我吹嘘一番。于是，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也成了一个反潮流的先锋。紧接其后，河南省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一份白卷，其背面还附了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遭学校批评后竟投河自尽，使该县２８０人受株连。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到了１９７３年底，北京小学生黄帅的日记摘抄在《北京晚报》发表，她对班主任的严格管束提出了质问和批评，因此被堂而皇之地称为“反潮流的小英雄”。
手提式录音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都市兴起了一股购置家电的热潮。手提日本录音机，眼戴蛤蟆镜的年轻人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有人这样归结各个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装，一双黄皮鞋，一头瓦片发，上衣口袋插上两支钢笔。六十年代是旧军装，宽皮带扎腰，头发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则是‘敞摆’衣服齐腰杆，小裤管把屁股和腿脚绷得紧紧，大包头擦得油光光的，尖头皮鞋雪亮雪亮，手上还提了一个特大号的录音机。”
如今，人们家里摆满了录像机、饮水机、微波炉、空调、ＶＣＤ、电脑……“手提式录音机”早已被人遗忘。
七十年代的流行词汇流行词汇（3）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１９７１年３月，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当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打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文革”后，中国球员首次出国比赛，没想到却有一个意外收获——把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邀到中国来了。在这些善意的“老外”访华期间，尼克松公布了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后来，经过精心安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秘密到北京访问，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急剧发展。
周恩来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曾说，世乒赛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为两个大国的握手创造了一个最好的契机，这真叫——“小球舞出大乾坤”。
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是指按所谓的教育改革新办法进入大专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入学不经文化考核，水准相差悬殊。他们的任务也简单得可笑——“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后来，北京市在一所高等院校对工农兵学员作了一项调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２２％，初中文化程度的近６０％，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２０％。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教学环境下，有些数学系的学生竟闹出了１／２＋１／２＝２／４的笑话。
万岁
这个词本为臣下对君主表示祝愿其长生不老，活一万年之意，后来逐渐演化成对皇帝的专称。即只能对皇帝老儿翘着屁股大呼：“万岁”，并祝其“万寿无疆”。后来到了“文革”，“万岁”就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即兴狂呼。
那会儿虽然也有工人万岁、农民万岁、工会万岁之类的口号，但它们都是为“毛主席万岁”做铺陈的，摆在一起，高下立现。“文革”一开始，“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林彪就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形象出现，不但对毛泽东个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喊得声嘶力竭，还由他一手掀起了跳忠字舞、唱万寿无疆歌的狂潮。后来，只要是毛泽东提倡过的事物，统统以“万岁”称之——“文化大革命万岁”，“一月风暴万岁”，“四大”“造反”均万岁……这种种万岁，肆虐了十年，也使一个群体，在盲目中癫狂了整整十年。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与此相对应，在民间也大肆流传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言论。那时，国家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人防工程建设，挖防空洞，修工事，储备粮食和布匹。后来，毛泽东指示说，我们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但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备。这一指示又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热浪推向了新的高潮。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蔓草丛生的防空洞如今又重新启用，被改成了地下超市或小酒吧，恋旧的顾客络绎不绝。
“星星”美展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北京出现了一个“星星”美展。在那个寒冷的冬天，２３名青年业余作者，选择行人如梭的街头，展示了他们创作的１６３件美术作品。这些国画、油画、木刻、木雕都是力与美的表达，给尚处蒙昧之中的国人以深深的震撼。
一个时代的图景得靠许许多多的有志者一同勾勒，正如那些热血青年在“美展”前言中所说的：“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态，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世界给探索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文革”十年积累起来的考生足有５７０万之多，他们齐齐坐到了考场里，结果只有２２万多名考生能够“挤”进大学。对于５４０多万名的落榜者而言，重振旗鼓，披挂再战肯定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面对不能回避的落榜，一种适当的安慰和得体的鼓励显然是必要的。于是，在七十年代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句人们早已遗忘的口号又被重新喊了出来，并赋予了它更积极的含义。
一个人在年轻时受些挫折，可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走得更为坦荡。如今，可供落榜者发展的空间和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多了。
梁效
“文革”期间由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很多，它们有“呼风唤雨之气势，颠倒黑白之才能，含沙射影之功效”。这些个班子又像倚仗着主人威风，张牙舞爪的恶犬，逮着谁咬谁。那会儿风头最劲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个批判组，它只有一个笔名——梁效，就是“两校”的谐音。
后来有人为了讽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