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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鄤父子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纠缠于朋党之争，尔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籍，南宋的伪学逆党等，便是其荦荦大者。明代也不例外，官僚们拉帮结派，互相攻讦，门户主争充斥于政坛。到了万历时代，愈演愈烈，围绕权与利的争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出现了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官僚中有派系门户本不足为奇，何以清一色以地域为纽带，令人不可思议。后来焦点集中到了浙党与东林，夏允彝《幸存录》在论及“门户大略”时，如此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顾）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蒋平阶《东林始末》也有类似说法。
其实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帮派，浙党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魁首的官僚帮派，是毫无疑问的。东林则是革职官僚顾宪成与高攀龙建立的民间教育团体－－东林书院，两者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何以一定要把东林作为万历三十年代以来浙党的一个对立面？
然而不少人还是不由自土地被卷进东林与浙党的党争漩涡。那些进士出身的文人，初涉政坛，对政坛中党争陷阱的险恶估计不足，稍不留神就卷了进去，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郑振先郑鄤父子的悲剧就在于此。就他们本人而言，身受儒家正统教育，一身正气进入政坛，看不惯上层官僚的不正之风，口无遮拦地品评人物，非议朝政，结果受到当权者
以党争为借口的整肃，家破人亡，实在是很不公正的。
郑氏父子所代表的郑氏家族，出于元明两代受到朝廷旌表的金华府浦江县“义门郑氏”。朝廷旌表“义门郑氏”的用意在于，提倡以肃睦治家的“孝义之门”，家庭中凛如公府，从而达到家国一体的社会理想境界。“义门郑氏”其中的一支从浦江县迁往常州府武进县，成为郑振先郑郧父子家族，后人在谈到郑振先郑鄤的籍贯时，都说他们是常州武进人，而不知其祖籍是金华浦江，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义门郑氏”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制订严格的家规《郑氏规范》，要求族人以孝义为民，以清正为官，郑振先郑郧父子在家训的熏陶下，以这种道德规范待人处世，进入官场亦复如此，与上下左右显得格格不入。
郑振先，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先后在工部营缮司、兵部武选司、礼部仪制司任职。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上了一本措辞严厉的奏疏－－《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矛头直指掌握朝廷人权的内阁大学士朱赓、李廷机。
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被正直人士戏称为“衣钵相传”，纷起抨击，锋－芒最为尖锐的就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他把朱赓、李廷机斥责为“古今第一权女奸”，比以往历史上的奸相更为阴险更善于掩饰：“以避权而擅权，以擅仅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他把政坛最高层的不良传统，称之为“灯灯相续”，“薪薪无穷”。
朱赓对于郑振先指责他十二大罪非常不服，上疏辩解：“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口气很不理直气壮。然而万历皇帝还是为他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将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方（万历三十九年，当权者义借“辛亥京察”之机，把郑振先革职，使这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官员无所事事地在家乡闲居至死）。
郑振先上疏弹劾内阁人臣，本是官场寻常事，却被好事之徒与党争挂起钩来，使事情趋于复杂化－－虚拟为东林向浙党的进攻。把柄是似是而非的，其中之一就是，郑振先的儿子郑鄤在天启年间被王绍徽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这份黑名单是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为打击异己而炮制的，他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点了东林一百零八将，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和“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加给郑鄤的帽子是“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儿子是：东林分子，那么父亲必然也是东林分子。另一个把柄则是，当时正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称赞郑振先这一奏疏是对当权者的“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复增一畏友”。他们的逻辑是，顾宪成是与李三才齐名的东林魁首（由于他在万历四十年去世，王绍徽无法把他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之中），既然得到东林魁首称赞，肯定是东林分子无疑。
其实大谬而不然。即使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来看，与其说郑振先接近于东林，还不如说更接近于昆党。他是被称为昆党头面人物左春坊左渝德顾天埈的挚友，不仅政见相同，而且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郑振先在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之前，与顾天埈进行了推心置腹的磋商。顾天埈后来回顾此事时，这样说：“毗陵太初郑公（按：指郑振先）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更巧于昔权臣千万矣……是时执政盖四明（按：指沈一贯）也，及四明既去，山阴（按：指朱赓）继之复然。太初（按：郑振先字太初）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为？毅然抗疏，详列奸状。”如此知根知底，如此慷慨陈辞，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所以后来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弹劾顾天埈时，顾天埈一面声辩，一面毫不掩饰他们两人的密切关系：“自去年郑振先有直发权奸疏，害振先者欲阴构之，臣与振先同乡有交，并构及臣，臣知祸已兆于此矣。”郑振先与顾天埈二位一体的关系于此呼之欲出。
无怪乎日本学者城井隆志的论文《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和党争》（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把郑振先列入“昆党”之中，作为顾天埈的同志来看待。按照以往传统的观点，顾天埈的昆党是以东林的反对派而著称的。这其实是后来的结局，起先并非如此。城井隆志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派势力－－围绕顾天埈》，发前人所未发，以大量事实表明，顾天埈的昆党并不是一开始就与东林对立的。给人启示多多，其中之一就是，万历朝的所谓党争，大多围绕政府权力争夺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时进行，并非一成不变。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亦即王绍徽《东三林点将录》的第二号人物也认为，郑振先抨击朱赓、李廷机，并非“结党”，实为自己升官－－“旦夕望大拜”，“皆自为计”。这对于喜欢把一切都纳入“党争”的人，不啻一帖清醒剂。
大启二年，郑振先之子郑鄤进士及第，同科状元则是他的好友文震孟。这两位少年才子初登政坛，立即展示出锋芒毕露的风采。当年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以少年新进的锐气，呈进《勤政讲学疏》，批评天启皇帝不“勤政”，上朝有如应付官样文章，“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前朝廷颁布禁止讲学的文告，实际上企图重演南宋当权者诬陷朱熹“伪学逆党”的一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似乎在批评皇帝，实际上是在抨击魏忠贤擅权。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魏忠贤，利用天启皇帝醉心于泥水木匠等雕虫小技而不理朝政之机，专擅朝政，每当上朝之时，魏忠贤站在皇帝身后，颇有僭越嫌疑地接受人臣对皇帝的跪拜，而且对帝耳提面命，天启皇帝鹦鹉学舌般回答大臣的请示。因此文震孟要说皇帝上朝“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魏忠贤当然不能容忍有人对他的擅权有所非议，抓住文震盂奏疏中“第如傀儡登场”一句，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激起皇帝的不满情绪，终于导致文震孟的罢官。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而且明显出于魏忠贤之手，舆论哗然。
与文震孟同科的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呈进《谏留中疏》，从大臣奏疏屡屡留中不发谈起，抨击魏忠贤的擅权。他说，大臣的奏疏不经皇上御览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奥之奸”，这“壅遏不通”为奸臣提供了“窃弄之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以“党护同乡”罪遭到降职处分，从中央放逐外地，郑鄤拒绝赴外任，愤然回归故乡常州武进。当时的内阁首辅门叶向高极力挽回，向皇帝上疏为文震孟与郑鄤开脱，说这是“书生泥古之过”，郑鄤这位三吴名士，与文震孟同时罢去，非常可惜。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崇祯元年，崇祯皇帝大刀阔斧地清查阉党逆案，昔日遭魏忠贤迫害的官员纷纷起用，郑鄤也以翰林院庶士原官赴京履任。不久，因父亲郑振先病故，辞官回乡丁忧守制，继而母亲吴太夫人病故，继续丁忧守制，直到崇祯八年才重回官场。郑鄤退居林下之时，内阁中周延儒与温体仁互相倾轧，引起言官非议，郑鄤在公开场合倡言：周决不可用，而温实可人用，言官不应当各打五十大板。与郑鄤同出于前阁臣钱龙锡门下的钱士升对这种说法十分欣赏，为讨好温体仁，极力向温体仁推荐郑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