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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也确实器重杨嗣昌，以为人才难得。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兵部尚书几乎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当洪承畴、卢象升忙于在中原战场全力对付“流寇”之际，崇祯九年六月，满洲铁骑突然越过长城张凤翼身上。为了逃避指责，张凤翼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然而一败再败，张凤翼惶惶不可终日，自知不免一死，便采取慢性自杀的办法每天服用少量大黄，致使病情日甚一日。八月二十九日清军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一命呜呼，逃避了下狱论死的难堪。负有直接责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如法炮制，自杀身亡。
张凤翼自杀后，崇祯皇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了前宣大总督、现丁忧在家的杨嗣昌。按照当时惯例，父母死亡，官员必须在家服丧守制皇帝鉴于形势紧急，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径直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由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文职，逐步升任宣大总督。因父死于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三次恳辞不许，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此人颇有才华，办事干练，广泛涉猎文献，对前朝故了如指掌，又一向工于笔札富有辩才堪称是明大臣中的佼佼者。因此当皇帝召见时，他与其他大臣的拘谨木讷截然不同，毫无拘束地侃侃而谈，令杨嗣昌感恩戴德，接连不断地向皇上条陈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最值得注意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其实这是一个传统话题，远的且不说，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就把“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作为治国方针提出。杨嗣昌再次重申，目的在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铁骑两次南下所显示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是战略上无法回避的抉择，也是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一年之前兵科都给事中颜继祖提出六项当务之急，其中之一就是“灭奴先灭寇”－－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似乎过于空洞。杨嗣昌则不然。他的《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写得颇有深度，首先从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为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开宗明义就不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皇上的思绪，然后细细剖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今天的读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但是只要不因人废言，设身处地观察晚明时局，那么不得不承认，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安定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这一点在当时朝廷中江无异议，分歧只存在于攘外的策略方面。
为此必须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对于杨嗣昌在赋税中加派军饷（剿饷）的建议与做法，在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抨击。彭孙贻就是一个代表，他在《流寇志》中对此评论道：杨嗣昌加派军饷是”重困吾民“，”一言而亡国“。实在是过于偏激的不实之词。其实作为一个应急措施，开征剿饷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邹漪《明季遗闻》所说，把”加饷殃民“作为杨嗣昌的罪状，恐怕未必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卢象升督师已经建议请行，设身处地，不必苛求。
杨嗣昌增兵增饷是为了”安内“，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陕西、河南、湖广、风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那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杨嗣昌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在此后一年中，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的湖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廷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十八人逃往商洛山中。至此，造反大军已扑翦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可以望到尽头了。
就在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在攘外与安仙的两难抉择中，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表势发生剧变，错失安内大好时机。
崇祯十一年九月，满洲武装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皇帝把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洪承畴、孙传廷奉调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由于中原兵力全部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又不及时回访，致使中原空虚。在湖广谷在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皇帝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
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委任杨嗣昌以内阁在学士身份，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再度把”安内“放在”攘外“之上。然而”安内“的最好时机已经错失，而且精锐部队大部分都集结于北方长城一线。杨嗣昌要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官，等待他的只能是悲剧下场。然而这幕悲剧的开场却是极富喜剧色彩的。九月初六日，皇帝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这位督师大学士一道亲笔书写的诗：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皇帝听杨嗣昌念罢，笑着说：”朕为卿赠行。“他的诗巧妙借用典故，预祝这位盐梅上将马到成功。看得出来，皇帝对于杨嗣昌不仅推崇备至，而且寄予厚望，希望能够”一扫寇氛从此靖“。
打了一点胜仗以后，皇帝又给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亲笔手谕：”谕督师辅臣：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字里行间流露出皇帝对这位督师辅臣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也挂在心上。在此之前洪承畴、卢象升曾屡次打过大胜伏，从朱见皇帝如此动情，唯独杨嗣昌有此殊荣。对于杨嗣昌而言，皇恩浩荡之外又有亲如家人的牵记，令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直至以死相报！
杨嗣昌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玛瑙山大捷以后，再也没有打过胜仗，他自己间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在与下属关系的协调中一筹莫展，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与骁勇善战的左良玉关系搞僵，是一大失策。原先杨嗣昌再三向朝廷保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难以控制，又想让陕西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结果，两面不讨好，失去了左、贺两名大帅的信赖。
不独左、贺领兵消极观望，那些总督、巡抚为了保存实力，都想从围剿中抽身，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后，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团团转，束手无策。
为了分化瓦解，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张献忠针锋相对，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在心里较量上，杨嗣昌明显处于下风。
张献忠是运动战高手，半年之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川，杨嗣昌老是指挥军队在后面追赶，根本无法交锋。正如张献忠在打油诗里讥讽的那样：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露出了危机。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在河南突然攻下洛阳，处死了当朝皇帝的亲叔－－福王朱常洵，把这个体重三百六十斤的大胖子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和鹿肉放在大锅中煮，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了一场”福禄宴“（谐音福王与鹿）。消息传到宫中，崇祯皇帝大为震悼，停止上朝三天。近日来，他一直在为其他藩王担心，唯独不担心分封在襄阳的襄王，因为襄阳是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驻有重兵。正当他在武英殿向左右近侍询问开封的周王近况如何时，忽然宗人府官员传进襄王府福清王（襄王次子）的紧急公文，他大惊失色，拍案而起，喃喃地说：果然，襄王也不免于难了么？打开奏章一看，果然如此：二月初四半夜，张献忠的军队攻放襄阳，南门起火，一城糜沸，初五日，襄王在西门城楼被杀死，然后放火烧城，肢体化为灰烬。皇帝的悲恸，不仅是远房叔祖朱翊铭之死，而是感慨于于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