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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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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寸旨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明成祖实录》如此写道: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己,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 

  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阖宫自焚”。燕王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实录》继续写道,他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明成祖实录》所说,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的《有学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谱序》,这样写道:他在史局(国史馆)工作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明朝官方对于朱棣夺取帝位的一种标准宣传口径)一事搞不清楚而伤心落泪。原因有三:一是《实录》无征,二是传闻异辞,三是伪史杂出。因此他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观真相,感人至深,“渎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可见从明初到明末,始终有人在探求建文帝之谜。 

  就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怀疑建文帝的下落,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胡濙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后,把打听到的民间隐秘与传闻,向皇帝报告,终于使他的怀疑冰释。《明史·胡濙传》如此写道:“先,(胡)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太监)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支逊国事考》中说:“夫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出其尸于火已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孙后代也认为建文帝的下落是个谜。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诏为建文朝尽节诸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看来他对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敬仰之情。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逸,果否?”寥寥数语,再次揭示了明朝的第一号无头公案。内阁首辅张居正对此也不甚了了,既然皇上问起,便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报告朝廷),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张居正的这一说法,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与祝允明《野记》(《历代小史》卷七十九)所说大体相同,可见在明中晚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已经不再忌讳,事实的真相逐渐明朗。有意思的是,明神宗对此很感兴趣,必欲追根究底,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某驿站墙壁上的题诗全文,背给他听。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全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这首诗见于《明神宗实录》,也见于孙承宗《春明梦余录》,具有很大的可信度,而且与建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的气质十分相符。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人野史关于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不妨将其始末简单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话,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皮包裹着。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立即命人打开,同时下令焚烧大内。打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度牒三张,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憎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第一张”应文“度牒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叹道,这岂非天数!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吴王教授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少顷,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赶来。一行二十;人开始了流亡生涯。建文帝交代,今后互相以师弟称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兵部侍郎廖平建议,随从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选没有家室之累又有臂力五人足够,其余遥为应援。当场决定杨应能、叶希贤称为比丘,程济称为道人,这三人左右不离建文帝;其余六人往来道路,运送衣食。第一站来到吴江县的史彬家中。 

  此时,明成祖已经即位,革去建文帝的大臣463人,下令追夺皇帝颁赐的诰敕。吴江县丞巩德赶到史彬家中追夺诰敕时,随口问道:听说建文皇帝在你家?史彬坚决否认,巩德微笑离去。似乎是心照不宣,眼开眼闭。既然踪迹暴露,众人立即离开此地,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两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余人等星散。十月,来到襄阳的廖平家。获悉跟踪者也已到此,便决定前往云南。 

  永乐元年正月十三日,建文帝一行抵达云南永嘉寺。次年正月,建文帝经由重庆抵达襄阳。八月八日再次来到史彬家。原本决定去浙江天台,后因故改去云南。永乐四年四月,建文帝抵达西平侯沐成家,五月前往白龙山,结茅而居。这时,明成祖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前往西南地区,打着探寻道教宗师张三丰(即张邋遢)的幌子,其实是为了侦查建文帝下落。消息传来,建文帝决定遁迹深山。 

  永乐八年三月,工部尚书严震以出使安南(即今越南)的名义,至云南秘密探访建文帝踪迹。某一天,偶然在云南道中遇到建文帝,两人相对而泣。建文帝问他:你准备怎么处置我?严震回答:皇上请便,臣自有办法。夜间,严震自缢于驿站。建文帝见踪迹暴露,再次躲进白龙山。 

  长期的野外生活,使得他身心疲惫,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害怕被发现,不敢出山觅食、求医,狼狈到了极点。这时史彬等三人赶来,境况顿时改善。几天后,三人离别,抱头痛哭一场。建文帝交代,今后不必再来,一则道路艰险,二则关津盘查严密。 

  永乐十年三四月间,一直随从建文帝的杨应能、叶希贤相继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赐名“应慧”。永乐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发作,程济进城觅药,才得痊愈。这使建文帝感到危机时时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经过,由程济笔录,写成《从亡传》,建文帝亲笔写了序言,命程济藏于山岩中。此后几年,建文帝奔走于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永乐十八年十月,在程济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流露了他此时此地思念故国的复杂心情。 

  永乐二十一年二月,建文帝在程济陪同下,来到湖广,登章台山,赋吊古诗:“楚歌赵舞今何在?惟见寒鸦绕树啼。”六月,游汉阳,登晴川楼,又赋诗:“江波犹涌憾,林露欲翻愁。”再此流露对故国的思念。 一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强饭,精爽倍常。于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黄溪史彬的家。这时史彬的从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到过,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问帝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老终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匆匆间,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后英宗即位。皇帝已经更换了好几个。政治环境的变换,是他再现真身的时候了。正统五年(1430年),正在广西的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经常诗兴大发,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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