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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二十二点，他桌子上的白色电话铃响了。这是个越洋电话，对方是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乔，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艾奇逊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系；第二个反应是，向正在度周末的总统通报。
杜鲁门在电话里同意艾奇逊的安排，但艾奇逊不同意总统连夜赶回华盛顿。“这样会引起全国的恐慌，”国务卿说，“况且，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呢。”
杜鲁门怀着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个多梦的夜晚。
第二天，像狩猎般蹲守在总统农场周围的记者们发现，总统上飞机时衣冠不整，神色慌乱，两个随行人员仅仅晚到了几分钟，总统便把他们扔在跑道上不管了。
二十六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应总统的邀请，白宫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与总统一起在布莱尔大厦共进了一顿白宫人员匆忙准备的晚宴。撤去餐具后，餐桌直接成了会议桌。会议通过了艾奇逊提出的三点建议：第一，授权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第二，命令美国空军在美国使馆人员、侨民和滞留在朝鲜的美国公民撤离时，轰炸北朝鲜人民军地面部队；第三，命令美国第七舰队立刻开往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注意这个第三，这是一个至今仍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建议，它针对的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场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与中国的台湾有什么联系？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第三条建议，使世界上从来没有交战过的两个大国卷入了一场死伤惨烈的空前残酷的战争。
中国的毛泽东没有星期天的概念。北京城中松柏掩映下的古代皇家园林里一个叫丰泽园的地方是他的家，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读书、吃饭、散步，接见需要见他的人。除了出席必要的会议和外出视察，他很少走出那个中国式的幽静的院落。前几天，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一个十分有名的讲话，叫做《不要四面出击》，讲的是处理好各阶级、政党、民族各方面的关系，以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树敌太多对全局不利。毛泽东讲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所领导的中国不但要出击了，而且要出击到国境线以外。
那天屋子里有点热，毛泽东让卫士把他夏天用的大蒲扇找出来，卫士给他的是一把新的蒲扇。中国的蒲扇是用一种名叫蒲葵的植物叶片做成的，卫士拿来的扇子还带着植物的清香。
毛泽东说：“去年的那把不是很好嘛。”
卫士说：“那把坏了，扔了。”
毛泽东不高兴地自语道：“那把还是很好用的……”
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放的是这个新生的国家马上就要颁布的一部重要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三亿一千万人口的解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新中国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法令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法。另一份文件是八天前以政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暂行办法》。多年的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破坏，人民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首先需要的是粮食。政务院决定拿出二十亿斤粮食来缓解燃眉之急，不知是不是杯水车薪。桌子上还有一份关于英国人查理逊和美国人托马斯伙同西藏摄政大札秘密组成“亲善代表团”打算去美、英等国请求外国势力支持“西###立”的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反动势力企图“独立”的活动日益加剧，“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当毛泽东接着看到西南军区一份关于匪患严重的报告时，他的心情开始沉闷了。建国已经几个月了，而分散在这个国家偏僻地区的原国民党散兵和土匪大约仍有四十万之众。西南军区的报告说，四川地区于二月，贵州地区于三月，云南地区于四月，土匪们开始骚动。这些土匪传播谣言，说蒋委员长马上就要打回来了，新政权长不了了，于是威胁群众、破坏交通、抢劫物资，他们杀害的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已达两千多人。经过半年的剿匪战斗，虽然歼匪大半，但还有不少漏网分子隐藏起来，这是新中国的心腹大患。
毛泽东走出房间，在院子里散步。初夏的北京，天色湛蓝，草色新鲜。丰泽园内苍翠的松柏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毛泽东没走几步，就听卫士在身后轻声地说：“毛主席，总理的电话。”
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
对于邻国发生战争，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他曾经意料过的问题此刻还是让这位伟人陷入了深思，这就是：台湾。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1）
2009…06…05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里一个阴霾的日子，蒋介石悄然登上美制“江静”号军舰，向中国东南方向大海中的一个岛屿——台湾——逃亡而去。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抗日战争的胜利给这个国民党领袖带来的声誉，加之八百万重兵和美国先进武器的援助，曾经使他在三年前雄心勃勃地宣称“三个月到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这时，他的军事幕僚以及他的美国盟友都以为，无论作战兵力还是武器质量都决定了蒋介石赢得战争胜利是势在必得。可是，他们完全忽视了一个似乎是纯军事学以外的因素，那就是发生战争的这块土地上人心的向背。战争终究是人的行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政治黑暗、官吏###、物价飞涨使整个中国民不聊生，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已经是灾难的代名词，加上割据各地的军阀由来已久的帮派角斗，在手持步枪的解放军以及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上百万民众的呐喊声中，蒋介石的百万精锐之师在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中纷纷解甲。蒋介石曾经对横贯中国大陆中部的一条大江抱有近乎天真的幻想——五百里坚固防线，岸炮军舰如林以待。但是，大江岸边的穷苦百姓自愿划着木船在炮火中运送解放军横渡大江，结果是“长江天堑，一苇可渡”。当穿着布鞋的解放军战士冲进南京总统府中蒋介石豪华的办公室时，桌上的电话依旧可以使用。一位解放军将领坐在蒋总统的椅子上给北平西山上苍松环绕的双清别墅打了一个电话，毛泽东接完电话后，写下了一首至今依然令人荡气回肠的诗篇，其中的一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中国共产党人要赢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自然在“追穷寇”的范围之内。台湾不可能成为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苟且之地，解放军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和对台湾的最终解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对此，毛泽东胸有成竹，蒋介石则心有余悸，而远在地球另一端却硬要涉足远东事务的美国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必然结局。
目前的问题仅仅是人民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的时间表。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被海水包围着的台湾岛上反复强调“台湾一定能守得住”。但是，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军事上的简单事实：一百五十海里的台湾海峡在三百年前尚且阻挡不了郑成功的木船船队和手持冷兵器的兵勇，现在又如何能抵挡得住排山倒海的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各种型号的船只皆在备战之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装备很差的解放军竟然有了飞机！送到蒋介石手上的情报是这样描述的：“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机场一度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助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以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作战时英军修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可供使用之程度”。此刻，在蒋介石看来，唯一可以救命的稻草是美国一如既往的援助，甚至是军事干预。但是，美国人的做法对在台湾岛上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当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也紧急召开了一个远东问题圆桌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个事实：蒋介石已经被永远地赶出了中国大陆，共产党军队很快就会占领台湾，时间最迟在一九五○年的下半年。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尽快从中国脱身，结束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还主张，至少暂时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且也不应该试图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分离开。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在不承认新中国的同时，也不再支持已经没有希望的蒋介石。但美国国会一部分参议员却主张继续支持台湾，他们不断地向杜鲁门总统施加压力。为此，艾奇逊出面对美国军方解释：美国必须承认，共产党人控制了全中国，国民党政权已经崩溃。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继续援助台湾，其效果最多是把台湾陷落的时间延迟一年，这对美国来讲太不合算了。为了说明如何“不合算”，艾奇逊十分耐心地列举了五点理由：一、会使美国再次卷入一场有世界影响的失败中，影响美国的威信；二、会把全中国人一致的仇恨集中在美国身上；三、会给苏联提供在安理会上攻击美国的借口；四、会使美国在亚洲人民心目中成为那个###并且威信扫地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五、没有人认为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会打破美国的远东防线。而这第五条理由，正是美国政府改变对台湾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因。美国人意识到，台湾不值得他们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在台湾问题上，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眼光应该放远一点。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2）
2009…06…05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