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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剩饭前面，开始说话，一直说到我把一包面巾纸全部撕成一条一条。于是B就带我去兜整个校园。校园里路灯暗朦朦的，杂货店的日光灯虽然亮，却反而显得惨淡。远一幢，近一幢，全是楼房。B指着它们，给我讲每幢楼房里发生的人命案，还有里面住的妖魔鬼怪。B说：“我们只住四年就走了，妖魔鬼怪要一直住下去——所以感觉好像是我们在借鬼的地方住一样。而且我们还一天到晚要在背后议论我们的房东。”我身上发冷，鬼好像刚才我撕的面巾纸，一条一条薄的长的没有骨头的，在我们周围飘来飘去，地上树的影子，一条一条，游来游去。
我说：“怎么没有人的。”B说：“就是呀。我也想不通。平时才不是那么一点人呢。照理说么，刚开学应该都在玩呀。不过这次不对了，一对一对的都到教室里去了。教室里的位子都是要去抢的。要打起来了。是不是都张斓一样要考试呀？”接着她说：“怎么样啦，你？”“什么怎么样？”“襄没城呀。怎么样啦？”我笑道：“不怎么样。”她说：“嘿嘿，旧友新朋么。我们以前班里，你们是硕果仅存的一对了。你们要当心点。”说完，又加上一句：“不过这种事当心也没用。”
B老是喜欢问我和A怎么样了，问起来笑眯眯的。B是最早察觉我和A的人——我还没察觉，她就察觉了。那还是在高中里。那时我烦得不得了，一天一天，好像永远没有不一样的明天了。
我们走过一个大草坪。草坪上没有人，空的。不知道为什么，草坪蓝盈盈的，好像一个比较小的夜空一样。我说：“你们这里的草坪挺怪的么。B说：“嗳，襄没城有一次也这样说。这个草坪喔，不管多么风和日丽，在它上面总是刮大风，大得不得了，待也待不下去。”我听了，惊讶地望着那片草坪——真的是蓝色，上面还飘浮着一层蓝冰冰的水汽。有风吗？我站在草坪外面看里面，伸直手——没有风。B说：“没用。进去才觉得到。”真的有风吗？我身上发冷，不敢进去。我想象着蓝风……在我面前飘着A的蓝T恤。
我们荡了一个多钟头，荡到前门时，C已经在那里了——灯光下一个剪影，看上去好像日本漫画里倾城倾国的妖怪一样。冲他走过去的时候，我悄悄对B说：“张斓真是好看噢。你损失了。”B笑笑，不说话，一直走到他面前，才问他考得好吗。C说：“都找到了，在书上。可是我一直想，怎么会那么简单呢？有点心慌。”转个话题问：“去哪里？是吃饱呢，还是气氛好一点，去喝茶？”我们说，去看看，话毕又串到后门去。半路上C说：“有一道10分的题目，书上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我想没这么简单的呀。”
我们长途跋涉，走到一个泡沫红茶坊门外，走得我起劲死了。C说：“这里。”我说：“这里没标价的。”B说：“我怀疑很贵的。”C说：我觉得不会贵的。”B问：“为什么？”C说：“觉得而已。”我说：“屁话。”说着我们就进去了。C要坐像秋千的椅子，B要坐靠背椅，两个人又吵了起来，最后决定坐像秋千的椅子，因为是C请客。里面在放张学友的歌。C说：“咦，是《Linda》么。”我说：“嗯。”我开心得要命，C也开心得要命。
然后我们说话说话说话。说到后来，我们都很绝望。红茶坊里烟雾腾腾，服务生都像鬼一样地飘来飘去。我们也像鬼一样暗无天日地说话，好像我们永远没有出路了一样。C帮B一起问我A的事，问得我走投无路，鬼话连篇。襄没城你现在在哪里？
我的A无影无踪。而在我们的喉咙里，极低极低地滚动着一个大大的怀疑——对将来滚烫的怀疑，怀疑，怀疑。
走出红茶坊的时候，离12点还差40分钟。C说：“你来不及回去了吧？”B说：“她睡在我那里。”我们很高兴，喝茶居然也喝醉了，一路上唱许许多多歌。C一直在唱庾澄庆。B对我说：“你看他模样蛮好，唱歌是一点也不会。真的是一点点也不会。”C走在前面，让我们踩着他的影子，踩得他焦头烂额。他唱，想念你在想念你的夜晚。他唱，好像爱上你wowowo。他的声音掉下去，砸在地上鲜血横流。
高考后八个月（4）
后来我和B挤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我说：“我觉得张斓很可怜的。总要那么高兴，很可怜的。”B打了个哈欠，说：“明天早上你要饼干吗？我这里吃的东西太多，都是吃的东西。”我说：“张斓今天兴致那么好，一副不想走的样子。”B说：“是的呀。有什么办法。”接着我们就睡觉了。月光从窗外面照进来。窗上装着栅栏，月光一条一条，铺在墙壁上、被子上、地上、我的脸上，蓝蓝的。
快要睡着的时候，我突然打个激灵，清醒了过来。B说：“怎么？”我说：“没什么。”隔半晌，我说：“舒美，我想襄没城。很想很想。”B迷迷糊糊说：“好呀。”我说：“可是我不敢见他。”B没有回答，我的胳膊感觉到她的脚。我一个人流着眼泪睡着了。
早上我醒来，窗子大亮着。B从卫生间走出来，手里拿支牙刷，满口白沫，面目狰狞地瞪着我，说：“早。”
一个晚上过去，我的梦破了。
高考前十三个月（1）
五月二十七日之重大事件：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要开始学做人了。
在这之前，其实B老早就对我说过十万八千次了。她说：“解颐，你是真的也好学学做人了。”她说这种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她活像我的妈。从前A也说过自己像我爸的。这样一来，A是我的爸，B是我的妈，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我每次把这美好的想法透露给A，他都会很快、很响地反应道：“哦——哟！”过了一会儿，又同样地来一声：“哦——哟！”我说：“干什么？”他说：“什么？不干什么。”他的脸于是飞快地红了一红。我说：“你脸红！”他很镇定地两手紧插在裤袋里，说：“我脸红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有什么稀奇。”
言归正传，B每次要叫我“做人”，我都说：“做了十几年了，吃饭睡觉，什么稀奇？”B就耐心而严肃地教导我：“你不要搞！”我就不搞。B又说：“我说的做人，是非常实际的。就是在世界上，在这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站住脚，站稳，站舒服。”她这样说，就好像是吃准了我没有站稳站舒服。我只好不响。
五月二十七日，我在理书。我把每一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翻，穷翻，翻完了再放回去。后来我拿出来一本英汉词典，是B送给我的，我于是就想到B了，再就想到B要我学做人。我就思考：B凭什么这样要求我呢？
B的名字叫刘舒美，跟一种“SweetMemory”的美国贺卡的中文牌子同名，我们就“舒美”“舒美”地叫她。她这个人做事桩桩顺利，人又好，又会做人，老师同学家长都把她当宝一样，拥护得不得了。我站在书架前面，把B送我的词典翻来翻去，想想B倒的确很好，我是一样也没有她好，可见我是要开始做人了。
我个人认为，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做出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伟大的决定，假如没有第二个人分享，就太可惜了。我就在书架前默念：襄没城，来电话。襄没城，来电话。这样，A果然来电话了。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A。A问我：“你怎么那么听刘舒美的话？”他对B总是很不客气，连名带姓地叫。我说：“我又没有说是舒美叫我的。我是自己觉悟而已。”他在电话那头用鼻子出气，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见马路上汽车开来开去的声音，好像还有一个人在讨价还价：“二十块，卖不卖？”我说：“你在马路上啊？哪条马路？”他说：“不要管。说出来你也不认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意见。你不要总是跟刘舒美在一起。”“干吗？她有什么不好？”“她蛮好。不过你就是不适合跟她在一起。”我笑起来：“那我难道适合跟你在一起？”他那边那个人还是在讨价还价，态度强硬地喊：“二十块，就二十块。”卖主却没有反应。A答道：“你是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要和她在一起——你不要用鼻子出气。我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只好说：“我笑死扩。”“你笑死也不要听她的话。听了没用，懂不懂？”他说。我气起来，说：“屁！”他大声叹气：“哎呀，你不要屁屁屁的呀……”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里“嘟嘟”地响起来，没几下，就断了。
我还是很气，把电话听筒一扔，倒在沙发上看天花板。天花板是雪白的。我明知它被粉刷得很平，可总是觉得看起来有点凹凸不平。我搜寻着想象中凹凸不平的地方，越看越气，越气越心痒，恨不得马上跳上去、飞上去，用一种随便什么方法上去，把它们统统填平。不过我再笨再笨也知道，一个地方填平了，就肯定有另一个地方凹凸不平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只有一刻不停地填，直到累死到万世不得超生为止——这种道理简单得即便是一个白痴用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真叫人耻于称这种道理为道理。我就是一个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我这种人确实是只配给像A或者B的人教导、训斥、栽培、修理、批判、改造，等等，等等。
他们都是有丰富理性的人，他们的每根头发都是一只理智的舵，指引他们勇往直前。我是连屁的理性也没有。（A又要叫我不要屁屁屁——我连这点理性都没有。）B叫我学做人，A叫我不要跟B在一起——他们都充满智慧，都是正确的。我呢？我明知道有许多题目该去弄懂，有许多概念该去背熟，有许多笔记该去整理，有许多道理该去领会、吃透，直到滚瓜烂熟，直到学会做人或者学会不听B的话，而我就是不在状态。我情愿这样盯牢天花板，像一个原生动物一样无所事事。我是歇斯底里地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