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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盖在这里的，里面曾经住着可以整天谈恋爱的有钱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说：“我真是喜欢他们院子里的大树。我最好也有这种树，树上爬着许多毛毛虫。”A说：“那你就去跟主人说，叫他们把树卖给你好了。”我把眼光从灰绿色的墙壁上移开，去看A。一望而知他是多么喜欢这里，这些沉默的忧郁的大房子。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么，喜欢就喜欢呗。”真滑稽，我居然说“喜欢就喜欢呗”，我说“呗”——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说过“呗”呢？真的没有说过。
A说：“要是我有这么一幢房子，我就要订许许多多报纸，每天傍晚回家，一开门，脚下面踩的都是《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申江服务导报》。”我想象着A拿一大把钥匙稀里哗啦地开门，随即报纸像小猫一样涌到他的脚边，他就叹了口气：唉。我想那个时候的A一定非常非常苦恼，像永远生活在更年期那样苦恼。我说：“我还是最喜欢《申江服务导报》。”A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没问题。”什么叫没问题？
思南路上人非常少，既没有节日气氛，也没有世界末日的气氛。
后来，我终于和A离开了思南路。我又开始敲打路边的每一棵行道树，就像这样一棵，一棵，一棵……很有节奏地敲打下去。A说：“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闲的啦？”我说：“嗳，是的。我就是的。”A说：“唉。”他苦恼起来的样子有点像小熊维尼：眉头微微地茫然地皱着，两只眼睛靠拢到一起，永远无限靠拢，永远无法合拢。我爱小熊维尼。
我们离开思南路的时候，黄昏已经逼近了。1999年还剩不多的几个小时。A说：“让我来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说着拉拉我的手，一笑。
A带我去的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呢？是什么好地方，一定要在世界末日到来以前——或者说，在世界末日的这一天——去看呢？总之，既然是有一个地方要去，那么心就很安，知道世界末日不会马上就来——我现在知道，世界末日是不会在半路上来的，它要来，总是早会挑一个大家的手脚都凭空荡下来了的时候。世界末日就是这么好，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东西。
A带我去的是一幢非常非常老的房子，典型的解放前外国人住的高级公寓。它站在复兴路上，在它的前面是高架，更前面一点就是复兴公园。可是这幢房子好像对复兴路、高架、复兴公园这些东西统统置之不理。我们站在房子的大门口，肩并肩朝里看着——里面是一个昏暗的门厅，通向一座楼梯，楼梯背后的大窗户衬着铸铁的花样纷繁的栏杆，恍惚间隐隐约约有无数细小的铁屑纷纷落下。我和A依旧静静站在房子外面。A说：“从前这里是法租界。”顿了顿，又十分强调地重复一遍：“法租界噢。”说完，我们就走进门去了。
其实我明白A强调这里过去是法租界的意思，但是那种意思确切到底是什么，我说不出来。
门厅里铺着小块马赛克，拼出来好看的几何图形，过了那么久——不知道有多久——还是非常精致好看。铸铁雕花的楼梯，一级一级，爬到香酥的昏暗里。A在我前面走，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一步跨一级。每一个楼梯口装着一个很黯淡的赤膊灯泡，把黄色墙壁照得更加黄澄澄的——除了被它照亮的那一小块空间之外，楼房的大部分都深陷在黑暗里。A说：“这种地方，哪里都可以藏几个鬼魂。”我身上冷起来，说：“屁！”他嘿嘿地笑，说：“不骗你。为什么要骗你？鬼么也没有什么好怕的。鬼要来找你，不过是想问你要点东西。你好好对它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它就会走了。你以为鬼都像你一样不讲道理吗？”我大叫一声，像个皮球一样蹦到A的怀抱里。A伸手摸摸我的头，带我继续往楼上走，笑眯眯地说：“哈哈，阴谋得逞。”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到他在很恶地笑。于是我也很恶地笑起来，说：“屁！你以为我就不是预谋的吗？”他也愣了一下，没话回答，只好叹气道：“啊呀，小姑娘不要总是屁屁屁的呀。”
高考后五个月（3）
A一直带我爬到四楼，打个弯，穿过一条两边两堵黄墙贴得很近的短小走道，来到一个非常宽敞的阳台上。看起来阳台现在是做公用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废物，但还是看得出来非常精致，形状是弯弯的半月形，线条爽朗，好看得不得了。我过去趴在栏杆上，看见楼下的花园，还有花园里的一棵极端修长美丽的连树，不由大声叫唤了起来。
我拉直了嗓子说：“襄没城，这是哪里？”A说：“这里就是我说要带你来的好地方。”我扭头看看A。他站在我身后，眼神很柔和很柔和，胸口很温暖很温暖——就像在我背后千年不遇的黄昏。
在我们的对面，也是一幢年深月久的公寓楼，带着明黄色水泥拉毛的墙壁。隔着一个小花园，黄昏渐近的阳光撒落在那明艳得幽幽散发出麝香气味的黄色墙垣上，从它表面游离出许许多多金灿灿的粉末，像毒药溶化在空气里，侵入我们的心口，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兜个不停。我紧握着我自己的双手，看啊看啊，看个没完没了。我是如此热爱这里。这里实在可爱——暴灵无比。我爱这里爱得心痛。
A说：“怎么样，这里？你来过这里，你就随时随地可以接受世界末日了。”A说：“这里简直就是我的世界末日。”A说：“喂，说话呀。”
我笑笑。我深深呼吸，这金色的有毒的空气，这见血封喉的空气。法租界的黄昏——我爱得心烈烈作痛。我说：“襄没城。”A说：“怎么？终于说话了？”我说：“我想划船。”A说：“明天带你去划船。
到黄浦江里去划。”我说：“我想看篮球赛。”A说：“我们到美国去看。要么我打给你看，比较简单，也精彩一点。”我说：“我想陈小春。”A气愤地说：“怎么突然想陈小春？为什么不想我？”我看看他，说：“你就在这里，我干什么要想你？”于是我们两个一起笑了起来。
在我心底深处，好像养着一只金铃子，一直悄悄潜伏在那里，不响，此一刻突然感到异常温暖，就痛苦嘹亮地叫响了。
我和A走出那幢美得仿佛世界末日的公寓，头顶直冒毒气，穿过马路去复兴公园。在路上，A说：“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走路？”我说：“不知道呀。不知道呀。为什么呢？唉，知道就好了。”他说：“知道了就可以改了。”我很轻很轻地说：“是的。”
我记得这段对白刚才在哪里说过了。一个人居然会两次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真奇怪。
公园里有不少人在草坪上放风筝。我们四处转了几圈，因为中了毒，腿脚不稳，只好颓然坐在梧桐树下的长椅上。我对A说，我喜欢公园里的梧桐树，因为不去修剪，所以长得很修长，枝条都尽情舒展开来，一副十分健康优越的样子，那么美丽。A侧耳听着，说，嗯，嗯，嗯嗯嗯。
A问我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书。我说没有，要么《上海电视》也算是书。A说：“我刚才看到长椅上坐着一个人在看《须兰小说选》，想起来寝室里有个人也有这样一本，所以问问你。没什么。”我说：“须兰是谁？”他说：“不是谁。一个写书的人。”我说：“写得好看吗？”他看上去很认真负责地想了一会儿，笑笑说：“一行字比一行字大。一段一段分开来，间隔越来越大。”说着摇摇头，摇头的样子又幽默又谨慎。我想象了一下：一行字比一行字大、一段一段分开来、间隔越来越大的小说是什么样子？可是想不出来——一点点也想不出来。于是我对自己说，A的讲法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们坐在令卢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复兴公园里，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都懒得说。黄昏的风来把冬天的阳光吹走。那阳光是一个脚跟不稳的家伙，身体虚弱，心肠温暖，离开的时候，十个带毛茸茸手套的手指头在梧桐道和草坪之间游游移移。我注视着它，含情脉脉。我知道它要递给我一个不可告人的承诺，虽然我猜不出那是什么。我太笨了。活着的人都那么笨。不远处有个谁在拉手风琴——《桑塔露琪亚》；因为不熟练，所以拉得断断续续，变成像正在逝去的阳光那样游游移移的曲调，始终不肯下来、到我身边来，而在梧桐树光秃秃的高树丫上踮着脚滑来滑去。A悄悄地把手放在我的后颈上——非常温暖，三十八度半那么温暖。
亲爱的，我说，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突然之间我成为像《桑塔露琪亚》那样老，老而无用，灵魂滑动在梧桐树的顶端，成天像电车般挂在空中滑来滑去。
不知这样过了多久，A在我身旁松了口气，放在我后颈的手也软了下来。他看看我，眼睛深处满满地盛着至少一公升的虚弱。我明白，我也同他一样——我心里的一根弹簧松掉了，永远松掉了。我们相互对视，虚弱地笑着。以前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地知根知底、心心相印过——我们甚至可以触摸到彼此呼吸的形状。我久久凝视A——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说：“好了。世界末日不会来了。”
证毕。
我和A晚上将与B、C他们一帮人在外滩会合。可是，因为世界末日没有来，复兴公园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如此悲伤。未来如此悲伤。我现在不愿意再写下去了。饶了我吧。
高考前十二个月（1）
清晨六点半，我们不三不四一大帮人从野营基地走出来的时候，C问我：“昨天联欢会什么最好看？”我说：“你最好看。”他马上往后一跳，手搭在A的肩膀上，一副不敢领教的样子，说：“不要搞呀。”我说：“是的嘛，你是最好看。”A于是对C说：“她一定觉得很没劲，很不开心，很无聊。”我瞪他一眼，说：“呸，我为什么不开心？”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