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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尔森神情肃然朝着那张合影凝视了好一会。“那是一个悲剧，我男朋友几年前得艾滋病去世了。”他说到这，非常伤感，话语变得很沉重，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巨大的痛苦魔术般地出现在他刚才还是很快乐的脸上，心底有针芒般的刺痛。他起身拿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似乎只有那辛辣带有点苦涩的美酒才能平缓男朋友的死亡所带来的疼痛。
杰尔森的男朋友在认识他之前，已携带上了艾滋病毒。可杰尔森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他，两人在一起生活了4 年。其中后两年全是杰尔森照顾他，为此杰尔森提前２年退休，损失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退休保险金。为了让男朋友多看一眼世界，杰尔森带着他去了很多地方，甚至远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张照片就是在澳大利亚期间照的。虽然，我没有听到他们的整个爱情故事，但我被杰尔森为爱所做的一切，深深地感动。
和杰尔森握手告别的时候，他在我面前已是一道风景。我理解了这道风景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和景色的相互衬托，有和谐之处，也有不和谐之处。我想，每个人都是一道风景，问题是作为旁人的我们是在别人的风景之外还是走进了风景中。我力图加深自己对这道风景的认识。
通过采访杰尔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他跟我讲的变态心理。作为心理医生，我认为他过分地强调自己同性恋是天生的，而没有挖掘个性和环境特别是当代西方享乐主义的文化因素。天生并不等于是好的，也会损害身心，比方先天性心脏病和弱智。有些学者用动物也有同性恋来论证人的同性恋，并不能说明问题，就像很多动物都吃同类，不能以此来说明人可以吃人。人生本身是个美丽妖艳的陌生女人，不断迷惑着充满欲望的灵魂。在如此崇拜快乐的时代里，人的思维诠释已不足以赶上及时行乐的汪洋大海，其后果很可能是负面甚至灾难性的。
我并没有对杰尔森谈我以上的看法。在和他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我避免用我的价值观去论断他的同性恋行为和变态心理。我很清楚地告诫自己，他不是我的顾客或病人，我的目的只是采访。
我是不是Gay
从杰尔森那里出来，我坐出租车到中国城去。天忽地下起了暴雨，疯狂肆虐，恃无忌弹，猛力敲打着出租车，仿佛要淹没曼哈顿，摧毁大厦。司机骂骂咧咧。闪电也来了，骤明骤灭。雷声隆隆，像从山里跑到城里来的野豹，远远咆哮着。风，则是幸灾乐祸的坏家伙，煽情地穿梭，极力推搡雨群，混在电闪雷鸣中。
采访杰尔森的情景和内容，不断在我脑海里涌现，挥之不去。我掏出在他那里录的音，戴上耳机听了起来。我越听越觉得，生命本身实在是非伦理的东西。要从伦理为它判定意义，很可能缺乏力量。然而，大众心理和社会伦理的影响，对某种爱欲及其行为很可能是反感甚至非常厌恶的。欲望者也没法扭转大众心理和社会伦理。它们是人类进程的一部分，是时代飞越的两道门槛。人们对同性恋反感的原因之一，是不能接受心理定势即人长期接受某种刺激而形成心理习惯反应之外的东西，不愿正视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东西。
我住在纽约北郊的西切斯特，平时很少到曼哈顿的中国城。一是忙，二是那里实在太脏乱哄哄的。每次到中国城，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华人把自己生活的公共环境搞得像垃圾场。中国城，到处有污水、纸屑和脏兮兮的街道。从刚来纽约安玛第一次带我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城还是老样子，许多店铺陈旧简陋肮脏，一幅旧中国荒败的小城景象。
到达中国城，已是下午5 点多钟。雨已很小，没有伞也无妨。我喜欢在小雨中散步。可惜，中国城不是雨中散步的好地方，丝毫没有浪漫的气氛。天空灰蒙蒙的。有一群鸽子在微风细雨中，倾斜地绕着圈儿，从空中传来一阵阵嘤嘤的鸽哨。另一群鸽子则停留在一排红房子的屋脊上，跳来跳去。我仰起头，望着它们，羡慕它们的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它们显然并不在乎整个天空是如此的木然阴郁，并不在乎中国城的脏乱。
我在东方文化书店里逛了一会，便去一家名叫糖潮的台湾口味的饭店吃饭。那是我很喜欢的中餐馆。它的炒菜、小吃和饮料都非常可口，生意很好。可惜那餐馆很小，吃饭人很多，我只好排队。
一个书生模样个子不高的华人排在我的前面。他要去买份中文报纸，便跟我打个招呼。我请他也替我买一份。他回来后，把报纸递给我。可我没有足够的硬币零钱，就给他一元纸币，他不肯收我的钱，“算了，没关系。”
轮到他就座时，服务员得知他和我都是一个人，说座位紧张，就安排他和我共用一张桌子，我们答应了。我们俩就报上的中国新闻聊了起来，互相问起各自在干什么，来美多久了。我们交换了名片。他是洛克菲勒医学院生物教授，名叫李之白，已拿到终身教职。我肃然起敬。从经历来看，我估计他35岁左右。可他看起来很年轻，从相貌上看最多刚30岁。我问他：“拿到博士时，你才20几岁吧？”
“27岁。”他高中毕业赶上中国开放，大学毕业就第一批公派留学。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起点就不公平。我30岁才刚到美国攻读学位。
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我算了一下时间，我进哥伦比亚大学时，他已毕业了。不过，我们一下子因此变得亲近起来。人是很奇怪的东西，共同的怀旧或类似的生活轨迹会让人产生莫名其妙的亲近感。所谓老乡、老同学，甚至只是都在某地旅游过，都会促使人由陌生变得亲近。人的心理，实在有它自己的世界。
他想起来要打个电话。“对不起。我要给我妻子打个电话。”他走向饭店公用电话亭。
回到座位上，他告诉我，他妻子是他大学同学，也是生物学高材生，哈佛大学的博士。两人都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自然》和《细胞》等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他妻子在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教，也拿到了终身教授的职位。两人平时周末才见面小聚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你们就这样过下去了吗？”
“有什么办法呢？多少人羡慕我们，这么年轻两人都已是终身教授。可是，天下好处不可能都让我们捞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美排名第一，比哈佛大学都强。我妻子不舍得放弃那职位，希望我能去那里工作。可是，我不喜欢霍普金斯大学所在的那个城市巴尔地摩。跟纽约相比，那里简直是乡下。除了做研究，一点都市生活的文化品质都没有。虽然，巴尔地摩离华盛顿首都开车只有一个小时，可是华盛顿的文化生活和纽约比，也实在相差很大。好在巴尔地摩离纽约不远，开车４个小时就能到。故我们是周末夫妻，这对我们家庭生活没什么影响。我们俩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平时都忙于工作也没多少时间。”
“这样，就很难有一个完整的家，对吗？”
“我们已习惯了。周末夫妻更好，小别如新婚，不会因为平时日常小事心烦。现代信息那么方便，有事打电话通电脑就行。通常都是我去巴尔地摩。有时太忙赶东西，我们周末就不见面。我妻子手下雇佣了好些人。你可能知道，名牌大学里竞争非常白热化，即使你是终身教授，如果你的研究项目不出成果，意味着你再申请项目时，就没人给你。没有项目，就没有钱，那么你就得把你用的实验室交出来，给申请到项目的教授或研究员用，因为你手下雇佣的人、实验室设备和管理等等都是算在你的预算开支里的。这种感觉很难受，就像被扫地出门，是终身教授又怎么样，你脸上无光。”我很理解李之白说的最后两句话。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亲眼看见一位教授被迫把实验室交出去，难堪极了。后来，那位教授就离开了学校。
李之白听说我是心理医生，非常惊讶：“我从来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人在这里做心理医生的。我看过的心理咨询的医生要么是精神病医生，动不动就问我的家庭病史，家里有没有人患过任何一种精神病；要么是社会工作者，滥芋充数。”
“不能这样说。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医生都研究人的心理，只不过是精神病医生更多地从病理包括家庭基因遗传来探讨人的精神病即不能正常生活的心理变态，而心理医生更多地从人的个性发展和成长环境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其对象中很大一部分还不是精神病者。这样说吧，未患精神病而只是心理有问题找心理医生，而精神病发作后特别是需要药物控制时，则要找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医生是医学院毕业的，有处方权，可给人开药，而心理医生则没有处方权。你说的那种社会工作者，虽然既不是心理学专业或医学院毕业的，但必须要考上心理咨询或精神病咨询的执照，才能接受病人。即使心理学系毕业的，你必须是学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或心理分析这三个专业，并且考上执照，才能做心理咨询。除了精神分裂症里家庭遗传因素起显著作用之外，心理因素比生理遗传因素更能左右人。医治精神病，尤其是预防由心理变态到精神病，心理医生可能比精神病医生更管用，故心理医生比精神病医生更受人们的欢迎。”
“以后有机会，一定找你心理咨询。”
他说晚上要赶去参加一个青年基督徒的活动。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是，否则我干吗浪费时间。我早晚一定会去找你的。”走出饭店门口时，他这样对我说。
我对基督教很感兴趣，只是没有碰到合适的人可以谈得很深。和安玛倒是谈过两次。她在基督徒家庭长大而受影响很大，但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