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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空山
艾伦·金斯堡死于去年四月五号，中国的清明节。据说当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而病房挤满了朋友，喝酒聊天，乱哄哄，没有一点儿悲哀的意思。那刻意营造的气氛，是为了减轻艾伦临终的孤独感：人生如聚会，总有迟到早退的。正当聚会趋向高潮，他不辞而别。我琢磨，艾伦的灵魂多少与众不同，带嘶嘶声响和绿色火焰，呼啸而去。我想起他的诗句：女士们，抓住你们的裙子，现在准备下地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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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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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辑空山
艾伦·金斯堡
诗人之死
盖瑞·施耐德
纽约骑士
克雷顿和卡柔
异乡人迈克
上帝的中国儿子
约翰和安
美国房东
帕斯
蓝房子
空山
鲍尔·博鲁姆
布莱顿·布莱顿巴赫
依萨卡庄园的主人
马丁国王
第二辑如果天空不死
彭刚
波兰来客
胡金铨导演
单线联络
师傅
芥末
如果天空不死
怪人家楷
刘伯伯
第三辑乌鸦
乌鸦
猫的故事
女儿
夏天
纽约一日
后院
乡下老鼠
午餐
杜伦
搬家记
开车记
赌博记
朗诵记
饮酒记
第四辑他乡的天空
南非行
午夜之门
巴黎故事
卡夫卡的布拉格
纽约变奏
他乡的天空
附录
游历，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
北岛创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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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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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写久了总被人家斜眼，后来开始写散文似乎才得到宽恕。我堂妹事先声明：“你的诗集就免了，等散文集出来再送我。”写诗的因诗歌的异端而受牵连，被认为神经有毛病；写散文的知书达理秉公天下，活得堂堂正正。
中国是个现在进行时的散文大国，那浩浩荡荡的报纸专栏休闲杂志文化网站所造就的散文作家，何止千万。要说散文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和广阔天地人口密度信息交流民族性格有关，和商业化有关。四川的茶馆是散文，北京的出租车是散文；学府师爷的宏论是散文，白领小姐的手机短信息也是散文。
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砰砰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近半个世纪后，我去看望董老师，她身体尚好，但由于腿脚不便终日卧床。我带去了我的台湾版的散文集。她眼镜后面那慈祥的笑容如旧。我象一个夕阳中的孩子，惶恐而温暖。
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与荷尔蒙、血压及心跳速度等生理因素有关。就象一个下山的人，需要调节呼吸，放慢步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怀旧在所难免，那是对气喘嘘嘘的爬山过程的回顾，对山的高度以及风险的再认识。
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自1989年到1993年四年内，我住过七个国家，搬了15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待不清的。“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二月》）“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诗歌最多能点睛，而不能画龙，画龙非得靠只鳞片爪的勾勒连缀才成。
我是因为生计开始写散文的，茫然中动笔，稀里糊涂写到第六篇《艾伦·金斯堡》，得到李陀的赞许，为之一振。那是我散文写作的起点。金斯堡这个“跨掉一代”之父，在生活中是个挺好玩的怪人，恣意妄为，我行我素，完全没被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正确”匡正。我跟他1984年相识，萍水相逢而已，若没有后来的漂泊，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意犹未尽，在他逝世周年，我又写了《诗人之死》，文章是这样结尾的：“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正是由于漂泊，我结识了施耐德、帕斯、特朗斯特罗姆、布莱顿巴赫等其他国际知名作家，也结识了象芥末和于泳这样随风浪沉浮的小人物。孟悦在台湾版《午夜之门》的序言中写道：“细揣摩，这亲切的特殊之处来自那种流浪者与流浪者的相伴相随。也就是说，书写流浪者故事的过程成为一种与之为伴、与之相随、同饮同行的过程。”
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
我女儿田田在这本书里扮演了个重要角色，虽然她并不常出现。她既是我漂泊之舟的锚，又是推动我写作的潜在读者。我有时给她读一些片断，她的中文正在退步，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一天她会终有所悟。我想给她讲一些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在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有我和她，还有很多人。
2004年2月29日
于美国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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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金斯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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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三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器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悉起来。九○年夏天，我们在汉城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南朝鲜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理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们谈人权；再者呢，他狼狈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汉城，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似的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粘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是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汉城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的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呆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卢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克卢雅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艾伦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