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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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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曼哈顿第八大道八十号十九层“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门口按响门铃，佩吉（Peggy）迎出来。每次来纽约，她都和格瑞瑟达（Griselda）一起请我吃午饭，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两男两女，用一张公司专用的绿色“美国特快”信用卡付账。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这顿午饭，事先没打招呼，到了纽约一头扎进茫茫人海。谁想到在大都会博物馆纪念帕斯的朗诵会散场时，佩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约好一起吃午饭。
佩吉五十多岁，家姓狐狸（Fox），无从考证，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爱尔兰的猎狐人。佩吉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新方向”的副总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从后窗能看到芦苇掩映的河水。九二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过客。她丈夫鲍普（Bob）是个退休的文学教授，在家写小说，做饭，热衷于社区政治。听佩吉的口气，鲍普的小说永无完成之日，也没指望发表。说来那才是真正的爱好。饭后我们沿哈德森河散步，来到一个小码头。木结构的栈桥伸向哈德森河，桥头钉着块牌子。二次大战期间，多少美国小伙子在这儿跟情人告别，再也没回来。
“新方向”出版社的创办人是詹姆斯·劳夫林（JamesLaughlin），可惜我无缘见上一面。当年他认识庞德时，只是个家境富有的文学青年。庞德对他的诗评价不高，倒是劝他办一家地道的文学出版社。由庞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来成了美国出版业的奇迹：不以赚钱为目的但又能自负盈亏，而几乎所有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都源于此。劳夫林两年前去世了。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鸡，孵养着我们这个时代相当男性化的文学。
艾略特迟到了。作为帕斯的英译者，这两天他忙得四脚朝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举办盛大的纪念帕斯的活动，最后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朗诵会达到高潮。按字母顺序，艾略特排最后一个。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整个朗诵会由美国桂冠诗人品斯基（RobertPinsky）穿针引线，最后以艾略特打结：他给艾略特极高的评价。在读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最后一节前，艾略特动情地说：“三十年前，就在离这儿几个街口，我跟帕斯开始一起朗诵……如今人已去，诗还在……”他的声音哽咽了。
格瑞瑟达终于出现了。她七十多岁，刚从脑血栓的打击中恢复，脚下还不太稳。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板，掌管着“美国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龄正逼着她退休。她父亲斯盖勒·杰克森（SchuylerJackson）是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大约六十年前，英国的名诗人罗伯特·格瑞夫斯（RobertGraves）和夫人劳拉·瑞定（LauraRiding），来美国和他们一家共度夏天，结果她父亲和劳拉堕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十二岁，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亲和劳拉搬到弗罗里达的一个葡萄园隐居，至死在一起。其间四十年，他们共同编写一本英文词典，每个定义只用一个词，既未完成也没出版。自那个夏天以来，格瑞瑟达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们一行四人，从十九层楼降到地面，过马路，再拐个弯，直奔那家名叫“布鲁塞尔”的饭馆。十年来，我们也试过别的几家，都不甚满意。看来实验归实验，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家刚开张不久装潢时髦的小馆子。那天艾略特点的汉堡包，他刚咬一口眉头就皱起来。结账时，侍者礼貌地问我们觉得饭菜怎么样。“你要我说实话吗？”艾略特从眼镜上面瞥了他一眼，“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差的汉堡包。”
“布鲁塞尔”的基本色调是暗绿色，古色古香，有股欧洲战前的味道。这里气氛轻松而节制，没有年轻人和酒鬼，我估摸来这儿的都是老顾客。沿窗摆下的四张桌子，随外面变幻的光线转动。我们多半都选那张把角的桌子，似乎为了某种稳定感。阴天下雨，这四张桌子好歹才安静下来。夏天的阳光被窗户过滤，不再那么暴躁；到了冬天，阳光影影绰绰，成为某种生命的幻象。
侍者彬彬有礼但又不夸张，随时准备消失。
二
在纽约竟有某些不变的东西。十年来，我们同样四个人，来同一家饭馆，坐在同一张桌子，谈同样的话题，连口味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达点烤鹅肝外，佩吉、艾略特和我都点的是鸭丝色拉。而饮料吗，四个人全都要冰茶。照惯例，再加两份炸薯条。用炸薯条蘸番茄酱，有滋有味的。
先说起纪念帕斯的朗诵会的盛况。由于会场早就满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门外，其中包括赞助者、墨西哥参议员。佩吉说她也被拦在门口，幸亏来了墨西哥的一帮政要，她赶紧声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于是文学被政治裹挟进会场。
我说，是帕斯，是他的个人魅力，把平时互不来往的美国诗歌界的各路人马以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来了。朗诵会就像一个和解中的家庭聚会，只有我和另一个瑞典诗人是外人。“你在他们中间简直是个婴儿，”格瑞瑟达插话说。她告诉我，那个一头白发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真神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居然还活着，”格瑞瑟达感叹道。于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见了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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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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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永远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场，”艾略特吞进一根炸薯条，说，“其实很简单，按美国的标准，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标准，他得算右派，因为他反共，反卡斯特罗，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
佩吉告诉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两卷本的诗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译和编辑。他们还打算出顾城的诗集，要我设法和他姐姐联系，得到版权许可。
鸭丝色拉上来了。厨房就像潜台词，躲在文学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们的胃突然被唤醒，激动有如心脏。好一阵，只听见刀叉叮当作响，大家不再吭声，专心于鸭子的滋味、菜叶的质感和调味油的色泽。汽车声和脚步声漏进来，窗上有人影滑过。阳光闪耀。其实，阳光才是纽约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个法国摄影记者给我拍照，带我满街追赶阳光。我通过摄影家的眼睛看到纽约的阳光，在楼群之间摸索、折射，转瞬即逝。四个胃留在黑暗中蠕动，意识的曙光在上升。
我问起艾略特纽约的治安。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莱克辛顿大道和东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馆喝咖啡看中文报纸。有一则消息：马友友的大提琴在纽约失而复得。他下出租车时，忘了拿后备箱的那把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大提琴。报警后，全纽约的警察出动，帮他找那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大提琴回到马友友手里，没耽误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读这条消息时，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脚边的书包。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
佩吉和格瑞瑟达赶紧搂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飞。艾略特眼睛一翻，摇摇头，责怪地说，“这是纽约。”是啊，只能怪我这个乡下人，在引导城里的正人君子犯错误。
说起纽约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除了美国经济好转外，还和从十五岁至二十八岁这一高犯罪率的年龄层的下降有关。
我问他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怎么看。
“他整个一个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顿根本就他妈没法停车，我今年吃了六张罚单。连到公园烤肉，超过五十个人必须得到批准，等于禁止集会游行。更别提布鲁克林那档子事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正进行的展览中，一个黑人画家把大象粪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块画布上，引起了争议。朱利安尼威胁美术馆若不摘掉这幅画，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
杯盘撤去，我们四个人都要了咖啡。话题转向美国明年的大选。艾略特叹了口气，说这回他不知该选谁了，戈尔真让他失望。他跟我解释说，堪萨斯州最近通过了教育法案，否定了进化论，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基督教的创世说为基础。按基督教的说法，世界只存在了一万年。“那化石该怎么解释？”艾略特耸耸肩，“荒谬透顶。”而信奉高科技的戈尔为了赢得当地选票，竟对此不置可否。佩吉和格瑞瑟达连连点头。这些美国左派对民主党也厌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样暗淡。
我问佩吉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第三种势力。
“现在冒出个改革党，但也不太可能构成第三种势力。这也许恰恰说明美国选举制度本身有问题。”佩吉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大选的过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这么个结果。
“为什么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律师？”我又问。这就是局外人的特权，不耻下问，百无禁忌。佩吉和格瑞瑟达掰着指头把本世纪的美国总统挨个拨拉一遍，果然让我言中。
“是不是律师这行当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我说。
“绝对没错。他们借用法律语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佩吉说。午餐结束了，我们在门口告别。阳光明媚，这是晚秋最后的黄金时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实这幅画和我们在“布鲁塞尔”饭馆的午餐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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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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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六年春，我到伦敦参加诗歌朗诵会，然后由英中文化协会的尼古拉（Nicola）小姐陪同，北上杜伦（Durham）。杜伦大学东亚系为我安排了活动。是夜，在大学客房留宿。和东亚系讲师司马麟（DonStarr）、尼古拉共进晚餐时，我随便说了一句“要能在这儿多住几